红木新国标之争：摘掉的“金箍”只一个
由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公布的红木“新国标”，将于今年8月1日正式实施。
促使红木“新国标”出台的驱动力是什么，业界对于“新国标”的争议有哪些？红木为什么这样红？驱使着红木及红木家具价格坐上过山车的幕后推手是谁？
“新国标”的实施，能有效遏制红木市场乱象，并为红木家具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保驾护航？
由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公布的“新国标”《红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GB28010-2011）,将于今年8月1日正式实施。对于近些年日益火爆但乱象纷呈的红木家具市场来说，新国标的出台意味着在摘去一个旧金箍的同时，戴上更多新的金箍。
有别于旧国标对树种的限制，新国标提倡开发和使用新型红木木料。在原有“5属8类”红木木材日益稀缺和价格攀升的背景下，这无疑是利好消息。而由于旧国标只规定红木类别、树种和材质，红木家具在过去只能参照《深色名贵硬木家具》行业标准。新国标不仅包含红木家具的定义、范围、术语，还包括明确具体的要求、质量明示、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多项内容。红木家具行业将面临更加严格、规范的监管。
“新国标”出台背景
大涌红木家具协会会长萧照兴、中山市红木家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总工程师曹新民，都参与了《深色名贵硬木家具》的修订和《红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的起草。
曹新民表示，全世界生物种里面没有红木这个物种，当初给一部分树种划一个圈子是为了规范这个行业，如果继续把它框死在一定范围内，不利于产业的发展。
“当紫檀、黄花梨等传统用材在明清逐渐短缺时，硬木家具还要继续往前发展，当时不管是社会上层，还是一般消费者，对硬木家具的消费需求都客观存在，因此，需要寻求新树种来代替它。从这些替代木材的物理特征共性中，产生了红木的概念。作为一种文化概念，它包含酸枝木、花梨木所具有的木材物理特征。可历史上从来没有红木是哪几个树种的说法，而是把用具有这种物理特征的木材做出来的硬木家具叫做红木家具。”曹新民说。
“如果我们只把使用紫檀、黄花梨这些木材做成的家具叫做硬木家具，那硬木家具在明清后期就没法往下走了。因此，红木的概念，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存在一个发展的趋势。”
由于红木家具行业发展迅速，消费需求旺盛，制作材料领域拓宽，原有的行业标准已不适应新的发展需求。随着红木市场与原标准之间矛盾的深化，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建立红木行业新标准成为当务之急。但强制性标准涉及到地区、企业、消费者等多方利益，且红木用材多为热带森林资源，受到国家环境机构和国际组织的高度关注，增加用材、修改国标是否能通过国际认可，都需要考虑周全，而这也增加新国标出台的难度。
在业内人士呼吁下，2008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新的行业标准，率先对1998年的《深色名贵硬木家具》（QB/T2385—1998）进行修订，扩大了深色名贵硬木家具的主要用材范围，对国标不允许留一点白皮的规定进行了修改和放宽。
对于红木新国标的实施，中国家具协会传统家具委员会秘书长姜恒夫日前表示：“这个标准是一个国内外首次制定的中国传统硬木家具标准，包括红木。它是用来规范整个传统硬木行业的标准，作为一个强制标准，它的实施将会加大对行业企业的规范力度，也会在维护企业利益和保护消费者权益，以及促进红木家具行业良性发展中，起到积极作用。”
但亦有业内人士关注到，新国标有别于过去行业标准对树种的限制，提倡开发和使用新型的红木木材，并规定生产前材料须进行检测。有专家指出，当传统老红木满足不了生产时，新的红木品种势必出现，这也注定红木标准将不限于传统的5属8类33种。
“红木”背后的故事
曹新民认为，红木和红木家具，属于文化概念。红木家具是当今中国传统硬木家具里的一种用语，源自民间，最终被广为应用。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和不同区域文化条件下，人们对红木的认识存在差异。
通过翻阅大量的文史资料，曹新民发现，在明清时期的家具用语里，并没有红木的概念。红木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民国初期的文献资料中。民国时期，海派家具即将硬木家具称为红酸枝家具、红木家具；而同一时期，红木家具规模最大、产量最高的广东沿海地区，却没有红木家具的概念。
在广州身兼红木家具工艺师、企业经营者身份的招赞惠，从事红木家具行业已有50年整，他见证了红木家具这一民间称呼逐渐普及的过程。
1962年，中专毕业的招赞惠，供职于当时的集体企业广州木雕厂。在工作中，招赞惠接触最多的是酸枝木、花梨木。“在广东，酸枝家具就是酸枝家具，花梨就是花梨。搞出口的项目也是酸枝家具，并没有统称。”招赞惠说。
招赞惠正式从事传统家具设计工作时，“文革”刚刚开始。“文革”期间“破四旧”，“造反派”把受冲击的有钱人家里的酸枝家具都没收了，搬到荔湾球场那里，“堆得满满的”。“文革”后期，政策稍微放开，由于意识到这东西在国外还有市场，可以挣点外汇，一些有经营资格的旧家具店，把好的挑出来卖给外商，差的坏的就搬到家里当柴火烧掉或销毁。
而招赞惠所在工厂，属于为国家创外汇的集体企业，还是照常生产。出口时，还是写“酸枝家具”，但“造反派”说要“破”，外贸部门于是开始就这些家具的名称公开征求意见。
“北京当时叫硬木家具，虽然有老红木这个概念，但是单指酸枝木；上海也有叫红木，也没说哪些是红木。”招赞惠说，“最后，造反派表示：既然家具颜色是红的，北方也有红木这个概念，红色代表革命性，所以改称为红木家具。”红木家具的名称开始在广东沿海一带传播开来。
红木家族要扩充？
关于红木的范畴，一直存在争议。
招赞惠说：“那时候还没有行业标准，什么木头都叫红木家具，市场很混乱。由于红木概念模糊不清，有的消费者觉得自己受骗了，投诉很多。而质监部门、轻工部门、工商部门等，对红木家具的概念该怎么定位，意见也不统一。”
为规范市场，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于2000年颁布并实施《红木国家标准》（GB/T18107-2000），明确规定红木是一个专有和特定的名词，既不是泛指所有红色的木材，也不包括所有的高档家具用材，将红木的范畴界定在5属8类33种之内；并规定深色硬木家具产品中，用材符合国标规定的产品才能称为红木家具产品。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定5属8类时依据的是故宫里面的家具木材。以前，根本没有这个砍伐能力、运输能力，也没有这个检测能力，更没有发现地球上还有很多很好的资源。所以，定了这么一个有很多局限性的标准，这等于给这个行业划了一个圈。除了这几类，故宫外面还有更多珍贵的树种，材质可能更好。”
旧国标里划定的5属8类33种，其中多为几近绝迹和濒危的木种。也正是从国标颁布的2000年起，这33种红木家具的价格飞速攀升。如今，海南黄花梨是最名贵的木材，已经不准砍伐，有的价格已经超过1000万元/吨。“很多消费者不是来买家具，而是来买木材的，看家具时最先问的这是什么木材，从来不问这家具是谁雕刻的。把人看得太渺小，把木头看得太重要。”这位人士说。
“新国标”的诞生，似乎为红木家族扩员打开一扇门窗。但事实上，“新国标”并未确切地提出扩容之说。那么，在“新国标”中，到底有没有提出“扩大树种范围”，使用新材料呢？
姜恒夫如此作答：“作为基础标准，该标准未对红木家具的树种范围作出技术界定，也不存在扩大树种用材范围之说。”
中国林业科学院木材工业研究专家、《中国红木标准》第一起草人杨家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提到，开发和使用红木新树种是迟早的事，但基于目前市场尚不健全的情况，轻易增加新树种，不仅会增加国家在树种检测和鉴定方面的难度，也会令消费者感到迷惘，会导致市场秩序更为混乱。扩大树种必须从科学数据上判断，也不应操之过急。
但“新国标”扩充新树种的说法，已在业内不胫而走。对此，上海资深红木玩家郭嘉义认为，目前红木市场乱象丛生，鱼目混珠、以假乱真之事在发生，所以，新国标模糊的修辞，不仅难以澄清云山雾罩的市场，还可能会高度刺激商家的想像力，利用“开发新树种”之说，将仿冒产品合理化。“已经有一位生产商对我说，有了‘新国标’，以后有讼争，比如说家具的辅料中掺杂了其他硬木，他们就可以说遵循了‘新国标’，开发了新树种，要逃脱造假的指控会容易很多。因为，大多数消费者可能并不清楚‘新国标’中有没有扩充树种。”
红木过山车
郭嘉义最近有点闲，闲出了病。
郭嘉义玩了30多年红木，修炼成精。10年来，他的生活只一个“忙”字：或赴东南亚探材，或四方游走，做鉴定、撮合买卖；或受厂家延聘，做技术顾问。即便待在家中，也不得闲，总有朋友上门纠缠，“榨取”他的红木知识与资讯。
“近半年，红木行情大跌，我也就从香饽饽沦为冷饭团，少人问津。”71岁的郭嘉义略显病容，而过去的他总是一副精神矍铄的模样。
郭嘉义事业的辉煌期正与红木的辉煌相合。2003年来，红木家具价格极速蹿升，其中，小叶紫檀、黄花梨和大红酸枝犹如当红明星，身价倍增，2007年达一高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稍阻其势，但当年底即迅速反弹，一路上扬，至去年10月，已逾2007年高峰价一倍。然而，持续高温之后竟是骤冷。郭嘉义说，今年以来，红木家具行业忽趋萧条，部分小型加工厂已颓然倒下，不少零售店寒气森然，整体销售直降30%以上。
犹如过山车一般的市场行情，让红木家具生产商、投资商与爱好者心境起伏不平。
销售不景气，价格难下行
“这是事实，不用回避，也无须否定。去年早些时候，温州一位商人要搞一个红木庄园，也就是用红木家具装饰的宾馆，让我去做顾问，但过年后，这个项目就停顿了。还有很多类似的项目都处于迂回不进状态。最近我也跑了很多零售店，老板们都在喝茶发呆，少有饭局，真的是冷哪！”郭嘉义长叹一声。
销售不景气会不会直逼价格下行？对此，业界歧见多多。有媒体称，因成交量大幅下滑，截至近期，红木家具价格已普跌20%。对于这一数据，郭嘉义并不认同。他认为，“销量迂回不进乃至下泻，主要是因为经济形势的苍白与颓唐。红木家具的主要客户是那些暴富的老板，买了这玩意儿还要有大房子安置，所以，红木行情又与房产相勾连了。现在经济下行，房市低迷，红木家具自然也连坐受累。老板们救火无暇，哪有闲心玩红木？”郭嘉义认为，销售量确能提升或抑制价格，但价格还受制于其他因素，譬如原材料价格、人工费等。
上海易霖艺术品雕刻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施鹤兵亦持相同见解：“去年销售下降因厂而异，因人而异，总体而言，下降幅度大致在20%左右。但跌价的情况并不多见，可能有些厂家产品不对路，销售太差，搞点低价促销。易霖去年在成本上升的压力下，家具有10%-20%的价格涨幅，现在市场不佳，家具价格仍与去年底持平。”
不过，红木原材料价格在今年春节前确有下跌，如老挝大红酸枝的中小料价格下滑10%－15%，小叶紫檀的价格回落10%－20%，大部分中低端木种均出现10%－25%不等的价格下调。“下浮10%或更多些很正常，一些低端料的下跌更不能说明问题，今年大红酸枝价格还有几次反弹呢！”施鹤兵说。
郭嘉义告诉时代周报，原材料价格今年上半年确有回落，不必避讳，但这只是材料商面对市场疲弱时的应急反应，难能恒久，更不会长衰不振。“消费者对红木家具不可餍足的需求与原材料的匮乏，是一对难解的矛盾，这也就足以支撑木材在高价位运行。事实上，老挝、越南等地的红木价格不仅没降，关税还一直上调，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出现了倒挂。这能长久吗？”
影响红木家具价格的另一要素是人工。施鹤兵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工人薪资从前年下半年到去年10月涨了50%，如今还在继续往上走，现在又比去年10月份涨了5%－10%。”据时代周报记者调查，现在红木雕工时薪在30－50元之间，即日薪为240－400元，另外还要附加各种福利。
“所以，红木家具要实实在在地降价，真的有难度。”郭嘉义称。
长远仍将稳定上涨
材料价格的上涨，对商家来说未必是福音。上海木材总公司《中国木材》杂志特约编辑陈克俭感觉，木材生意越来越难赚钱，木材进口商利润率前几年还能有30%左右，现在能赚10%就已经很不错了。“进价高了，加价空间会缩小，因为下游厂家承受不了太高的价位，成本的上升只能自己消化。弄不好的话，还可能亏损。比如，眼光差一点，原材料空一点、松一点，就没得赚了。”
成本的上升同样也挤压着家具生产厂商的利润空间。“原材料、人工涨了50%以上，但家具提价不能提50%，只能少赚点。再加上现在经济紧缩，在挤泡沫，中小企业都感觉到寒意，像我们这样的老企业也感觉到了，原来没底子的企业更是困难重重。企业还是希望有一点升值空间。”施鹤兵称。尽管此轮寒流凶猛，但从长远来看，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红木价格仍然会稳定上涨。“从行业发展规律来看，价格还是要往上走，至于涨幅大小，由消费群体的需求决定，由市场决定。需求的数量会决定价位。”姜恒夫称。
施鹤兵也认为：“总体上，红木家具价格会越走越高，原因很简单：一是原材料稀缺，二是人工的涨价，三是国内消费量的增加。我大概估计，目前上海百户家庭约有一户有整套红木家具，如果这个比例上升到10%，这个需求会有多大？”
“按现在的使用频率，我估计三五年以后，大红酸枝也会步黄花梨后尘，基本就没有了。”陈克俭悲观预言。但施鹤兵并不这么看，“在老挝和柬埔寨，原始森林里仍有不少大红酸枝，民间也有不少存量。我估计，五年后大红酸枝不会绝迹，但价格会比较平稳地往上走。”
郭嘉义则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红木家具的冷与热，在我看来，是一种价格‘冷热’病，过热是病，过冷也是病。不过，红木家具从民国以前中产以上阶层的日常用品，到现在变脸为奢侈品、收藏品，它的价格上涨是可以预期的，也是理所当然的。只是，这条路应该走得稳健，不要发疯。我相信，不用多长时间，我还会忙起来。”
红木专业镇大涌红木家具协会会长萧照兴，经营红木家具企业正好30年整，对于红木家具市场的未来，他用一句话进行了总结：“对于传统产业，不要悲观，也不要乐观。”
大涌样本：红木市场前行与彷徨
广东省中山市大涌镇，有“中国红木家具生产专业镇”之美誉。
这个红木专业镇既参与了《深色名贵硬木家具》行业标准的修订，又参与了《红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的起草。在30多年的红木家具产业发展轨迹里，大涌镇经历了从家庭作坊式生产到规模化、专业化、科技化的产业集群的转型，同时也切身体会并呈现着中国红木家具市场的前行与彷徨。
大涌镇的发展轨迹，被人们用4个字形象地概括，即“无中生有”。
红木造就的城镇
这座位于中山市城区西南部十多公里的小镇，谈不上有什么森林资源，却有着占据全国过半市场份额的红木家具产业集群。
如今，站在大涌密布着红木家具工厂、商铺的街头，在各色大红色宣传招牌的包围下，人们很难想象，在30多年前，它还只是一个交通不便、水田密布、河网纵横交错的农业小镇，并且和珠三角其他地方一样，林木资源匮乏。
大涌的红木家具衍生自早期的坤甸木家具。
改革开放初期，嗅到自由市场气息的大涌农民为了致富，开始走出去到外面发展，还有一部分人则留在当地做家具。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被称为大涌红木家具“祖师爷”的林新活，最早利用村里修缮祠堂庙宇拆换下来的坤甸木建筑构件，从修理旧家具起步到制作家具出售。生意日渐红火之后，林新活招收了一批学徒，办起了大涌第一间家具作坊。
大涌人认为，坤甸木并非是木材种属名称，而是某些硬木的统称。坤甸是印尼西加里曼丹的首府之名，是印尼古老的经济中心和重要港口。古代东南亚（装修效果图）海上丝绸之路，有不少中国商船从坤甸返航，所用的压舱木多为材质硬重的东南亚硬木，因其源自坤甸，故被称为坤甸木。后来，人们开始用这种木材制作硬木家具。
坤甸木色泽黄褐至棕褐色，结构细致匀称，纹理多斜行，其优点是材质坚硬，而价格比酸枝低廉。坤甸木在广式家具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一般富裕中上层人家多用酸枝木、花梨木等材质；而中下家庭则使用坤甸木。在大涌，至今还有人收藏着前几代人遗传下来的坤甸木家具。
1979年，4名大涌人凑足几千元资金，合作创办大涌第一间家具厂，主要生产拉床。
中山市红木家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总工程师曹新民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传统家具在木材选择方面非常讲究，而大涌乃至整个广东地区，制作传统家具所需的木材资源却非常短缺。改革开放初期，香港、台湾的木材商从世界各地采购木材，在香港和黄埔港拆分，再卖给小木材商。政府支持本地农民，出面作保，这样农民就可以到中山市木材公司赊上一根原木，去广州黄埔港提货，并在广州加工成锯材，拉到大涌做成家具销售，挣了钱再去买木材。
大涌红木家具协会会长萧照兴，在1982年办起了自己的家具厂。“当时店是开在马路边的，把顺德北滘的工人拉过来做。那时候需要的资金不多，10万块钱就可以做。发展得很快，当时很少人做，只要生产就可以了，不需要担心销路，”萧照兴说。
大涌没有矿产资源，也没有工厂企业，家具制造行业的发展势头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当地人加入。在萧照兴创业初期，当地家具厂屈指可数，而后每年以翻几番的速度蔓延。据萧照兴统计，在大涌红木家具协会注册的会员有七十多家，整个大涌镇如今有四五百家家具企业，其中，有不少为外地人在大涌开办。
1989年，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红木家具行业已迅速发展起来，为了能有更大的发挥空间，招赞惠果断“下海”，自己办了一家红木工艺厂。早在1979年开放后，外贸部门独把木头进口的局面已经改变，进出口公司都可以进木头，木材开始充裕起来。很多个体户开始办小工厂，想办法找木头做家具。在大涌的上百家家具厂，路边前面是铺，后面就是工厂，做完就拿到前面的铺去卖。广东的家具到北京很抢手，红木家具市场火热，大涌亦随之迅速发展起来。
“没有木材，大涌将无路可退”
大涌的红木家具经营者普遍反映，东南亚国家不大，经过多年砍伐，木材已经不多，近几年从东南亚进口的木头品质越来越差。尤其近年来很多东南亚红木生产国禁止原木材出口，导致红木木材供应紧张、价格不断攀升，红木家具生产面临着原材料紧缺、成本不断上升等困难。原先做东南亚木材的厂家相对已经减少，开始转向做非洲木头。
2007年，大涌镇为了确保材质源头，由镇长文卫戈带队，组织了大涌十几位红木家具商专程赴南非、莫桑比克参观考察原材料市场。针对非洲莫桑比克禁止原木出口这一壁垒，大涌镇以商会的名义在非洲成立了专业采购公司，对红木原材料实行集体采购，并进行“简单粗加工”后再进口至国内。
而从2011年开始，非洲对木头的出口控制又开始加紧，以前出口的是圆木，现在都是板材。招赞惠曾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用过南美的木材。招赞惠说：“有一种比较像酸枝木那种木材，但是最后木材鉴定不承认是红木，所以不敢去标红木。后来这个木材就越来越少用了。”
萧照兴说，“很久之前我们就意识到红木木材终归是越来越少，生长出来没有砍伐那么快，所以修订这个标准的主要目的，就是考虑到这个行业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行业，第一要考虑的是资源。没有资源的话，别说大涌，整个中国红木家具产业，都无路可退了。”
大涌的红木家具产业聚集度，在国内位居前列。对于大涌和红木家具市场的前景，曹新民认为：“现在，我们首先要解决的不是产业转型，是产业生机的问题。我们要把传统技艺跟现代木材加工技术结合在一起，进行产品创新。我们要做当代的一流家具，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要做当代的硬木家具；还要提高整个行业的劳动生产效率，来消化木材涨价和劳动用工成本的增高。”
红木为什么这样红？
在今年骤寒之前，红木家具可称得上连续“高烧不退”。一个例子也许可以佐证：2007年春节，一位福建商人欲将持有的一件海南黄花梨衣柜出售，开价300万元，买主嫌贵，未能接受。到当年5月，卖家已将价格调整至600万元，被另一买家斥为“抢钱”，生意同样未成交。到2008年底，这衣柜终于售出，成交价近2000万元。
骤寒之前是“高烧”
海南黄花梨是红木中的“极品”，由于著名收藏家、业内泰斗王世襄力荐，加上原材料砍伐殆尽，其身价自上世纪90年代起超过小叶紫檀，一跃成为最贵的红木，现今原材料市场价每吨已逾千万元。“海南黄花梨原生林早就砍完了，现在有部分人工林，长了30年，还只有碗口粗细，当中能制作红木家具的心材只有筷子粗细，成材至少需要一两百年。因此，市场上的海南黄花梨，原材料也好，家具也好，价格只能随卖家叫了。”上海木材总公司《中国木材》杂志特约编辑陈克俭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产于越南的越南黄花梨，目前撑起了黄花梨家具的主要市场。越南黄花梨次于海南黄花梨，与产于印度的小叶紫檀、海南黄花梨同属高端红木。越南黄花梨、小叶紫檀也日渐稀少，并且，由于相关国家采取一些限制木材出口的政策，颇有一木难求之势。
陈克俭常年前往东南亚国家木材产地进货，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现在越南黄花梨也越来越难买，他虽然在当地具有深广人脉，每次也只能买到两三百公斤。因此，中端红木大红酸枝，已成近几年的市场主流，因原材料相对较多，价位也相对便宜，是为继黄花梨之后又一“明星”。
“从去年初到去年10月，大红酸枝已涨了两倍左右。去年10月，越南产地采购报价，一般的家具料卖到每吨15万元，好料卖到30万元/吨。越南黄花梨也是涨幅惊人，年初的时候，20厘米宽、10厘米厚、2米以上的好料，每吨200万元能买到，到10月，550万元都买不到。年初买一个越黄的树头，每斤1000元能买到，10月份时3000元都买不到。小叶紫檀年初40多万元就能买到一吨，10月时也已经卖到每吨100万-150万元，好的老紫檀，每吨更是要200万元。”陈克俭告诉时代周报。
“原材料要讲等级，要看木头的长相、好坏、颜色，等级不一样，价钱也不一样。越南黄花梨等级好的、较稀缺的，去年10月要卖500万-800万元/吨。小叶紫檀的好料两三百万元一吨不稀奇，一般统货也要100万-150万元/吨。大红酸枝的顶级材料在每吨30万-40万元，一般能制作家具的料在每吨15万元左右。现在原材料基本上还是保持去年10月的价格，没什么大的变化。像大红酸枝，尽管春节时一般的料下跌了一两万元/吨，这个月又反弹到了原来的价位。”上海易霖艺术品雕刻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施鹤兵表示。
十年涨势
红木的涨势颇有渊源。事实上，随着红木家具日渐升温，一波向上的行情已持续近十年之久。“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本来平稳的红木价格开始下探，2000-2001年到达最低点，之后便缓慢上走，2003年开始明显升温，到了2006、2007年，开始成倍翻涨。有些材料，比如大红酸枝，2006年在2005年的基础上翻了一番，2007年又在2006年的基础上翻了一番。”施鹤兵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来袭，红木价格也有所下行，跌幅一度高达50%，但当年底即开始反弹。“2009年又开始一路往上走，当年上涨了30%左右，原来卖7万元一吨的料，2008年跌到4万元左右，到2009年又回升到5万元左右。在这一轮骤冷之前，价格比2007年又翻了一番。”施鹤兵称。
业内人士称，在上海，最有钱的红木老板，并非家具生产商或经销商，而是囤积大量原材料的木材商。前些年买进木材，随着原材料价格不断翻番，囤积者的身家也连上新台阶。
对于木材涨势的一路高歌，中国家具协会传统家具委员会秘书长姜恒夫认为，各原料产地国提高木材开发和使用门槛，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国内红木原材料基本上完全依赖进口，产地国对砍伐进行控制，采购量变小，就导致经销商提高价格。”
红木家具原材料基本属稀缺资源，有“百年成材”之说，由于之前的过度砍伐，有些传统用材几近绝迹。在此背景下，越南、缅甸等原材料出口国不断加强政策限制，使材料出台更加困难。前年，欧盟等一些国家还推出了森林认证政策，即家具进口国在进口家具时，必须保证该家具用材取得了森林认证绿色标签。而只有没有大量消耗森林资源，没有对地球环境资源造成破坏的出口家具，才可以取得森林认证。对于没有森林认证的家具，进口国家不可允许其进口。红木家具用材，更是在严格限制之列。
“越南、老挝等国，厂家去那里一般买不到木头，必须要有当地渠道。当地不允许原料出口，半成品可出口，有厂家到那里开配料车间，把木材锯成板运出来，但这也必须通过当地人运作。而且，现在联合国对东南亚国家砍伐原木有一定的指标，海关控制很严格，这些因素让木材越来越紧缺。”施鹤兵表示。
幕后推手
近几年，红木家具行业过快扩张，导致用材消耗加大，也是红木涨价的另一推手。红木巨大的升值空间，吸引不少别的行业经营者，转而入行，小作坊式的家具工厂与日俱增。尽管在此轮“寒流”中，一些小厂颓然倒下，但全国红木生产厂家数量仍以万计。建新厂就要买材料，大量消耗势必抬升原材料价格。
“政府扶持的产业基地就有不少，如浙江东阳，江苏苏州、常熟，福建仙游等，红木生产遍地开花。”施鹤兵称。
姜恒夫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广东福建与江浙一带，已形成我国著名的红木生产基地，且各有其区域特点。“福建仙游大多数企业以红酸枝以上材质生产为主；广东中山大涌镇，是红木家具生产专业镇，材质应用较广泛，款式也相对注重现代感；广东江门台山市大江镇，高端材料应用较多。而浙江东阳大多数材质以花梨木为主。”
在陈克俭看来，上海虽然并未形成大规模的红木生产基地，却代表着家具生产的最高工艺水平。“同样材质的家具，福建生产的只能卖到上海生产的一半价格。上海家具因创新程度较高，在款式上不墨守成规，工艺讲究，往往开出天价也照样有人买。”
厂家营销手段的进步，也为红木家具价格的提升推波助澜。上海瑞欧展览服务有限公司自2000年起主办中国出口古典家具展览会，当时为全国首个古典家具展会。当年，即有一百多厂家前来参展。“当时的厂家多为作坊式企业，营销手段缺乏，把古典家具简单地堆积在一起，显得很没‘身价’。”瑞欧总经理黄广年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随着展会办到第十届，越来越多的品牌企业前来参展，厂商的营销理念也有了很大提升。“同样是一张椅子，有的经销商在旁边放两件盆栽，打上顶灯，布置得很有意境，价格就会高出许多。厂家的营销模式也开始转变，在前三届展会上，还有不少厂家会叫喊‘大减价’，现在这种自跌身价的做法没了，相反会邀请顾客去厂家参观，更多地了解自己的家具；并且，厂家也更重视售后服务了。种种做法也提升了家具的价格。”黄广年称。
“家具也要看会卖不会卖，有些会卖的经销商，能把家具卖到出厂价的三倍。”中国家具网创始人姚梅晶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而在种种价格推手背后，自然也隐藏着游资的身影。“炒作的人一直有，只是多与少的问题。2007年，木材商都在拼命抢货源，有的地方甚至全民皆兵，像福建，只要有点钱的，都买木料放在家里。但2008年价格下跌时，很多炒作者木料在手上没卖出去，栽进去的也不少。”施鹤兵介绍。
姜恒夫也称，“并不是所有炒作者都赚了钱。2008年，有很多其他行业的人都来买木材，但红木家具的生产周期较长，木材首先要干燥处理，生产技术要求又相对严格，资金压在手里的时间太长，有些人就坚持不住了，木材降价卖掉的都有。”
据媒体报道，近一两年来，由于房地产等投资渠道收窄，又有不少包括地产商在内的游资进入红木行业，但这一轮炒作较为“耐心”。“我也听说过这样的小道消息，说温州游资已进入红木家具圈，买成品家具，如果成本再这么涨上去，过几年抛出肯定获利不少。此外，像红木原材料这一块，有其他行业的老板，钱没有其他投向，买几千万元的木料存着，我知道的就有好几家。”施鹤兵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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