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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传志是如何“做人”的? 2011-04-24

  明白了“做对事”思路和方法,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是什么最终决定了我们能够“做对事”呢?对于企业一把手而言,“做对事”有两大基本途径:1、自己搞定。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种事例都是存在的。比如现在企业家中比较典型的就有哇哈哈的宗庆后、双星的汪海等人。这样的人物相当于“超人”,是 “天王巨星”般的人物。而企业里面其他的人,无论职位如何,其实都是他的助手。2、利用团队搞定。也就是说,通过同心协力的方式,而不是个人独揽的方式,来搞定事情。

  一般来讲,当企业比较小的时分,因为老板个人做事能力很强,加上企业本身可用的人才往往也很少,因此将所有事情都自己搞定的情况,可以理解,也比较常见。但问题是,一个人再厉害,就算你有三头六臂、能七十二变,那又如何?有句俗话,叫“即使你浑身是铁,又能捻几颗钉?!”换句话说,在企业由小到大的过程中,肯定要完成一个转变,那就是从“老板单打独斗”的阶段提升到 “大家同心协力”的阶段。也就是说,通常一个企业做大的前提和基础,就在于一把手必须能够充分发挥集体智慧、借助大家共同的力量来做事。我想,正因为如此,柳传志才有了那句名言——小公司做事,大公司做人。

  那么,作为“中国商业领袖中的领袖”的柳传志(欲了解详情请参阅《谁是中国商业领袖中的领袖?》一文),他和联想是如何“做人”的呢?接下来我将从三个方面来进行阐述:1、建班子。2、带队伍。3、重机制。

  (1)建班子

  所谓的建班子,就是不是以企业一把手为公司的核心,而是以企业一把手带头的领导集体为公司的核心。我认为,做一件事情前,关键是要搞明白做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做了有什么好处,不做会有什么坏处。也就是说,我们要先要搞明白所做事情的重要性。那么,不是以一把手为核心,而是以领导班子为核心,对企业来说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对企业有什么样的价值呢?这个价值至少可以体现在四个方面:

  1、从决策角度来看,可以利用集体智慧。也就是说,有力于更好的制定战略。三个臭皮匠,或许不肯定顶一个诸葛亮,但三个智慧人再加一个诸葛亮,考虑问题肯定比诸葛亮一个人要周全透彻的多。

  2、从决策落实的角度看,可以提高领导威信。也就是说,有利于将决策更好的执行到位。依赖个人威信去推动执行,一把手在场的时分还好一点,如果一把手不在场,既定决策很轻易跑偏。一个人的威信肯定远远比不上一个领导班子的威信高。

  3、有利于将决策与执行融为一体。班子成员既是决策者,又往往是执行方面的一把手,这样就有利于两者的融合。

  4、制约一把手。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完人。既然不是完人,就肯定会犯错误。既然会犯错误,就需要进行制约。因此,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建班子就是对一把手的一种制约。所谓的“制约一把手”,其实也是“保护一把手”。换句话说,因为一把手犯错误损害了公司,最终必然也会损害到一把手自身,因此建班子,客观上也起到了对他的保护作用。

  既然建班子有这么多的好处,企业一把手或许也意识到这一点,那为什么还是有很多的企业,在实践中没有很好的推动班子建设?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1、很多人只是“明白”建班子的好处,之所以没有“做到”,原因在于没有跨越“明白”和“做到”之间的鸿沟——“悟到”。因为并没有真正“领悟”这件事情的价值,于是就不能从“企业做大的基本前提”这一高度来对待,自然也就缺乏“做到”的决心和行动力了。

  2、当企业有了真正的班子之后,班子里的每个人就都是实权人物。这样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我认同一句话,叫做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也就是说,只要人一多,就很轻易产生人事斗争,进而就产生宗派。一旦产生宗派性质的内耗,对公司的伤害往往就是致命的。本来是希望通过建班子完成1+1>2,有了宗派之后,反倒会形成1+1<1的局面。

  所以,要想真正推动班子的建设,一方面要真正从战略高度意识到建班子的重要性,另一面,则要学会遏制宗派的产生。

  那如何遏制宗派的产生呢?柳总经常讲一个例子,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分,联想的待遇各方面就已经很不错了;加上联想的创始人很多都是中科院计算所的人,所以很多人的子女也是学计算机的。这样就要面临一个难题:可不可以让子女进公司?最后联想定了一条规矩,就是不答应员工子女进公司。原因在于,父母在公司里,子女也在公司里,如果子女再联姻,那么公司的人事就会变得错综复杂。

  在联想还有另外一个情况,伴着公司的发展,就会有一些关系户,动用各种资源推荐他们的子女或亲朋故旧到联想工作。这也是一个难题。如果一概拒收难免不近人情,更何况,有些人的面子是挡不回去的。但又不能随便接收。怎么办?联想的做法就是,关系户进来前,首先要通过笔试,笔试通过后还需要三个副总裁同时签字来保证,这个人才能进入公司。这样做最大的好处,就是表示这个人不是因为任何一个人的私人关系而进来的。

  如果班子成员之间出现不和谐的因素怎么办?在联想也有明确规定,比如,如果一把手和二把手发生无原则纠纷时,会坚决的将二把手调离。当然,对于一把手的制约就是,如果第二次还是跟二把手有纠纷,或者,被调走的二把手在另一个地方表现的很好,那么这个一把手就会有压力了。

  对宗派问题的重视,再加上对相关规则的制定与贯彻,就能较好的避免宗派的产生,避免出现1+1<1的情况。

  建班子,避免了1+1<1的情况发生是前提。但关键之关键,还是如何完成1+1>2。柳总和联想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主如果三大方面。

  第一大方面,一把手的个人修炼。

  任何组织,无论机制如何完善,管理基础如何强盛,对一把手的要求都是极其严格的。也就是说,对企业家而言,要想建好班子,首先肯定是要提升和修炼自己。当然,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但同时也是最重要最核心的事情。关于企业家的个人修炼,主如果三大层面:1、能力的修炼。比如,如何定战略、如何做执行、如何抓本质等等。2、心态的修炼。比如,如何调整自己的情绪、控制自己的脾气、如何让自己做到心平气和、遇大事能够镇静自若等等。3、境界的修炼。比如,企业家的胸怀、格局、气度、追求等等。

  在企业家的三项修炼当中,最重要的修炼是境界的修炼。回头我会专文阐述“柳传志的人生境界”,给各位做企业的朋友提供借鉴,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作为企业家、作为企业一把手,肯定要能够把企业利益放在第一位。即使你在企业是大股东、以至是100%的股东,把企业利益放在第一位,和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都是两个有很大不同的概念。因为企业一旦诞生,它的存在就牵涉的相关的方方面面,它就成了社会的一部分,它自身的生活与发展就要遵循相应的规律。作为企业家而言,当然要追求自身的利益,但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肯定是要建立在遵循企业运行规律的前提之下。这一点对大型企业的一把手尤其重要,因为企业大,所以他们往往占有公司很小的股份,因此,单纯从短期的经济利益角度看,企业利益和个人利益会经常有不一致的地方,这个时分,尤其需要企业家将“企业利益第一”的概念深化骨髓。

  第二大方面:如何选拔班子成员?或者说,对班子成员有哪些要求?

  在联想,对班子成员至少有三点要求:

  1、品德。这是个老掉牙的话题,但为什么会老掉牙?因为真实是太重要了!这里的品德主要指的是是否把企业利益放在第一位,是否恪守公司的核心价值观等等。

  2、能务虚。早期联想领导班子开务虚会的时分,往往成了柳传志和李勤两个人的对话,其他成员不会务虚,后来引进了新鲜血液才改变了这一局面。

  3、执行有力。因为班子成员往往也是某一方面执行的第一负责人,所以执行的能力也要特别强。

  这三条要求归结起来讲就是要德才兼备,这个时分我不得不再次强调一点:作为企业一把手,当你的副手都德才兼备了,那自己呢?!换句话说,这些优秀的人才凭什么要成为你的副手?有一句话讲的很好:要想用人手,自己得是个人才;要想用人才,自己得是个人物;要想用人物,自己就得是个大人物。只有这样,才能搭建一个高层次的班子,才能成为班子的核心。因此,作为一把手,肯定要不断的提升自己。这个提升包括能力的提升、心态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境界的提升、心性的提升。

  第二大方面:领导班子详细如何开展工作?

  首先,需要明确班子成员的责权利。特别是要班子成员明白,自己所分管的局部业务在全局中的定位是什么。

  其次,要有共同的游戏规则。领导班子成员活动的舞台是由企业的制度来设定的,而不是第一把手随意给的。柳总经常讲到原来香港联想总经理的一个事例:那个总经理在给高层分配认股权时,不是通过共同认可的规则,而是私下里告诉他们每个人分配了多少股份。这样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高层虽然拿了认股权但未必把自己当主人。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从老板兜里拿来的,是一种恩赐。一旦产生这种心理认知,高层就不会产生真正主人的感觉。因此,在联想,会有一套规则,让整个领导班子共同来参与制定这样的事情,而且,定规则的时分是每个班子成员都要签字认可的。这样一做,大家当家作主的感觉就出来了。

  再次,前面提到要让班子成员有当家作主的感觉,才能真正激发活力。要想做到这一点,既要有精神方面的保障,更要有机制方面的保障,比如让班子成员切实拥有公司的股权或者期权。机制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在后面还会专门谈到。

  最后,是一把手的工作作风。作为一把手,通常还是拥有最终的拍板权。因此他是否真心听的进别人的意见、是否真心愿意接受制约就很重要。关于最后拍板的问题,柳总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做法。就是当一件事情谁也说服不了谁,同时,如果他自己也没有真正将事情搞透彻时,结果就是副手按照自己的意见去做。但是,做了之后如果做砸了,副手肯定要检讨为何做砸了。当然,如果做对了,副手会得到鼓励,他自己则也要反思当初为什么会有错误的看法。另外,如果发现班子成员不能胜任的情况、或者有需要改正之处,作为一把手,无论私下沟通、还是公开说,都肯定要及时沟通,并且放在桌面上说。

  总结来讲,我认为开展班子工作的原则就是:以企业利益第一为最高标准,充分调动班子成员的积极性。

  关于“做人”的问题,一方面就是解决高层团队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建班子”。另一方面就是解决中基层团队的战斗力问题,也就是接下来要分析到的“带队伍”。

  (2)带队伍

  柳总经常将“带队伍”和“做执行”放在一起讲,原因在于,它们本来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密不可分。但也还是有差别:做执行主如果从事的角度,从事物运行规律的角度来谈;而带队伍,主如果从人的角度,从团队打造的角度来谈。简而言之,“做执行”强调“事”,而“带队伍”强调“人”。

  一个企业发展的初期,往往是草莽江湖的时期,只问结果不问过程、只问功劳不问苦劳。但发展到肯定阶段之后,就不但要强调做事的结果,还要强调做事的过程和做事的方法,不但强调财务的硬指标,还要强调人才培养、制度流程建设等方面的软指标。

  联想有了肯定的发展之后,柳总就认为:联想强调的是运作驱动,不但要完成任务,而且要了解你完成的手段,一招一式是否规范。也要考虑领导者是一个人拼死累活地干,还是组织队伍一起干;是把工作方案一个人装在脑子里,别人都是简朴的执行者,还是让下级都能成为主动的参与者,调动起下级的积极性。柳总强调,两种不同的领导作风,即使业绩结果一样,得分也是不一样的,升迁也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对干部的考核,不仅是把事情做出来,还要把人培养起来,把队伍带出来。

  为什么要强调把队伍带起来?因为个人的强盛是很难持续的,而团队的强盛才是可持续的强盛。

  那如何带好队伍呢?带好队伍要做好哪几件事情?一共有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让战士爱打仗。

  所谓的让战士爱打仗,就是做到让员工热爱公司,热爱团队,喜欢工作、有干劲。这触及到团队激励和文化建设的问题。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注意队伍的纯洁性。就是让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受到一视同仁的公平的对待。

  柳总曾经分享:在86年前后听到中关村一家公司的老总介绍经验时讲到,在他的公司里边,什么税务局长、工商局长等等的子女全都在他的公司里,还有一些副市长的孩子,他做事怎么样玩的转。可两个月以后他就不这么说了,为什么呢?每一个小孩都是一尊佛爷,都了不得,谁都碰不了,你碰了他,他后边的家长就让你玩不转,所以整个公司就没法管。

  另外,前面讲到联想是如何处理关系户进公司的问题。在关系户进公司之前,联想就会向推荐人强调,进来的时分可以恰当特别,但以后的加薪、调动、升迁就坚决不能再插手。而且,比如某员工是银行行长的小孩,那绝对不会通过这个员工去跟银行联系。这样做,就最大限度的消灭了公司的“特别群体”,这就为让战士爱打仗提供了基础性的前提。

  另外,让战士爱打仗,思想工作也是很重要的。柳总军校出身,所以经常用打仗来做比喻。比如1945年抗日战争后,广大战士根本无心打仗了、内心没有了打仗的需要,真个队伍状态就下来了。这个时分中国共产党就开展新式的整军运动,搞两忆三查,忆苦思甜,分田地等等,这一搞队伍的劲头就出来了,打仗的觉悟就上来了。

  第二件事情,让战士会打仗。

  所谓的让战士会打仗,就是如何让员工胜任岗位能力,提高岗位能力。前面讲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的整军运动,整完了之后队伍气魄出来了,但光靠气魄也不行,还要靠作战能力。于是就开展大练兵。组织学习如何打攻坚战,学习架梯子,搞爆破等等。这样下来,战士作战能力就跟着上去了。

  第三件事情,作战有序。

  所谓的作战有序,就是进退有度,打了胜仗明白如何乘胜追击,打了败仗如何不乱阵脚。做到这一点,需要特别强调纪律。在联想,有“天条”这一说法。望文生义,所谓的天条,就是需要严格遵守的纪律。比如不答应谋取第二职业,不许吃回扣,不许收红包,不许利用工作关系谋求私利等等。有了强而有力的纪律,就能做到军令如山倒、指哪打哪。

  什么样的团队才是柳传志和联想心目中的理想团队?“斯巴达克方阵”。斯巴达方阵是古希腊的作战战术阵型:希腊人以重装步兵作战,每个兵士都身穿防护上半身的盔甲,戴头盔,持大圆盾,作战的时分兵士排列为肩并肩的紧密阵型,前排兵士一起将长矛放平,后排将长矛架在前排肩膀上。构成一面矛墙一起塌着准确的步点压向敌人,这就是斯巴达克方阵。柳总的话说,“我主如果佩服他退的时分阵脚不乱,进攻的时分一步一步特别坚实,说打在哪儿就打在哪儿。更重要的是,退的时分,不是哗啦一下溃退,而是很有章法”。

  好的企业就像是一支军队,令旗所到之处三军人人奋勇,进攻时个个争先,撤退时阵脚不乱。这就是作战有序的真正内涵。

  那么如何训练出这样的团队呢?至少有两个关键点:第一就是靠严格的要求(参见《柳传志是如何做事的?》一文中的“做执行”)。第二,重机制。也就是就是高度重视以利益机制为核心的机制建设。而且,不仅带队伍需要重机制,建班子也一样如此。接下来,我们就重点剖析“重机制”的问题。

  (3)重机制

  关于机制,现在还没有一个特别恰当的定义。为了便于大家理解和运用,我认为,所谓的机制,就是制度背后的机理,或者说是通过制度体现出来的理念。比如“赛马不相马”,是一种用人理念,而相关的详细规定则是用人制度,而有了配套的制度体现出了的这个理念,表示这家企业有了“赛马不相马”的用人机制。机制相比于制度,有更强的稳定性和生命力,制度会因时因事不断的修正和调整,而机制则不会轻易改变。

  企业里面有很多种机制,比如用人机制、考核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运营机制等等。而所有这些机制当中,最根本的是利益机制。为什么呢?企业是由人组成的,那么作为人而言,他最根本关注的东西是什么呢?利益。这是一个需要所有企业管理者要苏醒认知的问题。人们之所以选在在A企业干,而不在B企业干,唯一的原因是——在A企业所能获得的利益,大于在B企业所获得的利益。换句话说,如果哪一天人们发现在B所能获得的利益,会大于在A企业所获得的利益时,正常人都会选择去B企业,这是毫无疑问的。

  当然,这里谈的利益不是单单指眼下的物质回报,而是以物质回报为基础的综合利益:它既包括眼下的物质回报,也包括中长期的物质回报;既包括物质回报,也包括做事的成就感、个人的名誉和地位等精神方面的回报;还包括情感等方面的回报。

  为什么说利益机制中,物质回报是基础呢?有一次记者问柳总:“联想二十多年大旗不倒,股权结构、管理水平、企业文化等,到底是哪些因素起了关键作用?”柳总认为是股权结构。

  在联想控股,35%的股权由职工持股会拥有。这个35%的股权中,包括柳总在内的11名联想开创者占有35%;1986年加入公司的占有25%;1986年以后加入公司的员工占有40%。这个股权对老员工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联想基本上每年都有高达几千万的分红,这样退休员工每年的分红量会远远高于工资收入,这就是对退休员工一种最有效的激励,大家都真心希望公司能够发展壮大。而且,更为关键的是,这个股权和分红的激励,对联想管理层完成新老更替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试想,在2001年联想的交接班,如果那些长期忍受偏低回报、辛辛苦苦打下江山的元老们,没有利益机制的保障,那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轻易将公司主导权放手的。

  大凡伟大的企业家,肯定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满腔热血、心怀天下、壮志凌云。如果没有这样的志向,是很难放弃外人看来安逸、恬静的生活,走上布满风险的创业之路。更不会再小有所成之后连续拼命折腾。但与此同时,商业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的博弈,包括企业家在内的所有人,都是生活在现实的物质世界中。因此,企业家也肯定如果一个彻底的务实主义者。作为企业家而言,没有理想就不会持续的迈向未来,不求实际则不能度过每一个今天。因此,伟大的企业家肯定是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于一身的人,柳传志也不例外。

  早在90年代初,柳总就提出了股份制改造的想法,最开始是希望联想45%的股份归创业者所有,但未能如愿;最后通过努力与斡旋,在1993年获得了35%的分红权。然后历经8年分红的累积,到了2001年,据说是在中科院计算所老所长曾茂朝 “找了无数关系”,“花费无数口舌”,“打通无数环节后”之后,相关部门才同意出让公司国有股权部分的35%,联想以35%的分红积攒下来的现金购买,35%的分红权变成了股权证。

  当然,利益机制中不仅仅包括长期的股权、期权、分红等物质回报,也包括短期的工资、奖金等。早年联想员工为何有如此拼命的尽头?

  举个例子,1992年,联想为72名员工提供担保,向建设银行贷款600万用于个人消费,开创了中国个人房贷之先河。在哪个有个三居室对无数家庭而言还是一个遥远梦想的时期,透过这种方式,27岁的杨元庆、28岁的郭为、24岁的李岚等联想的年轻人们,就拥有了自己的房子。这种方式对大家的激励效果,可想而知。

  再比如,96年联想“四战四捷”,电脑销量首次跃居全国第一,当初承诺的三年目标也在一年就完成了。结果,杨元庆下属的所有部门经理都获得了轿车奖励,好的有帕萨特,最次的也有一辆“桑塔纳”。97年的中国不像十年后的今天,还远未进入“轿车时期”,对大多数人而言,家庭轿车还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所以这样的“奖品”给人带来的激励与震撼,可想而知。

  在这样的奖励刺激下,联想那些上进的年轻人们,奋勇争先,玩命般的往前冲,就不足为怪了。

  对于企业而言,物质的回报是利益机制的基础,没有了这个基础,人们的努力就失去了根基。但是,对物质回报的追求如果扩大为以个人物质回报为决策的基本考量,对企业的损害就是致命的。08年金融危机中,众多世界闻名公司遭遇巨大危机、以至百年基业毁于一旦,根本原因在于:很多公司经过多年的股权演变,股东基本上都变成了小股东,董事们往往不是公司真正股东,而是股东代表。换句话说,公司实际上就成了“没有主人“的公司。再加上华尔街对上市公司管理层的考核,更多的是短期的股价变化,而不是企业中长期的发展,这就导致了大量公司的短期行为。这种短期行为的积累,在金融危机的引发下爆发,就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而联想集团在并购IBM PC后,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和风险,请来的洋CEO,虽然工作很积极,但缺乏主人心态,对公司由商用电脑往消费电脑的重大转型,缺乏推进的积极性。

  面对这种局面,应当如何应对?通常人们很自然想到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改变考核机制,另一种就是换人。

  首先谈改变考核机制,比如柳总经常提到花旗银行主席的一句话,对CEO的考核要看他退位5年后的股价。但很显然,单纯寄希望于通过完善考核机制,来导向符合公司长期利益的决策,是不现实的。因为,永远都不会有完美的考核机制。

  另一种是换人。那换什么样的人呢?最好的方式是换成公司的主人来干,但大公司往往没有真正的“主人”。另外,因为运作大公司对个人的综合素质要求是特别高的,创始人的后代并不肯定具备这样的能力和志趣。而联想独有的国有大股东背景,因此现实当中往往也难以施行。那怎么办呢?按柳总的说法,公司就是需要“事业经理人”而非“职业经理人”。何谓事业经理人?就是跟公司有“血脉”关系、对公司有深沉情感的人,他虽然在股权上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主人,但是是有“主人心态”基础的人。柳总曾经数次讲过GE韦尔奇的接班人伊梅尔特,在担任CEO之前在GE已经工作了二十多年,这样的人,自然很轻易对公司有着特别深沉的感情。而这样的人,就很轻易成为“事业经理人”而非“职业经理人”。而一家让事业经理人来接班的企业,就是“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于是,答案大家早已明白,就是让杨元庆,这位1988年就加入联想的“联想人”,重新担任CEO。应当说,这是柳总早已有之的想象,同时,这也是柳总所能做的唯一准确的选择。

  《基业长青》这本书对包括中国商业领袖在内的全世界的管理者,都有很大的影响。其中自然也包括柳总。这本书对柳总最大的一个启示就是,那些基业长青的伟大公司,很多都倾向于从内部选拔和培养接班人。我认为,从内部选拔和培养CEO最大的好处,不在于他的领导基础。而在于这样的人,他们有着对公司的深沉感情。试想一下,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透过长达二十几年的摔打和成长,成为了公司的当家人。对这样的CEO而言,公司意味着什么?公司就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而这一点,是那些从天而降的空降兵无论如何也具备不了的。

  当然,“重机制”除了利益机制,其它机制也特别重要。比如运作机制,联想控股层面的多元化,就是坚决的采取的子公司制度而不是事业部制度。比如用人机制,因为杨元庆和郭为两个领军人物在一起合作时摩擦不断,于是将联想分拆成联想集团和神州数码。

  所谓的“重机制”,讲到底就是对人的重视,关注人的特点和需要。它和“建班子”、“带队伍”一起,就构成了柳总和联想“做人”的整体。

  柳传志是如何“做人”的?总结起来就是四个方面:1、建班子做到同心协力。2、带队伍做到执行有力。3、重机制做到激发动力。4、三者合一打造商界铁军。这四点,就构成了柳传志的经营哲学的道篇。

  作者:何万斌,伟大公司培训第一人,柳传志经营哲学传播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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