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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东:开国通讯报道是怎样写成的 2011-04-24

  201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90年,执政62年。回想当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分,党的新闻工作者在那感动人心的岁月、在那开天辟地的一刻都做了什么?

  1949年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开幕在北平)。当时党中心曾经考虑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完成建立新中国的任务,但是因为条件不具备,后来决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责。我的父亲李庄和他的同事们参与了政协第一届会议的新闻报道工作。8天会议,他一直在中南海怀仁堂现场采访,以每天刊发在《人民日报》上一篇新闻通讯,全程见证并记录了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时辰,成为有幸采访政协一届会议,并有幸在10月1日开国大典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为数不多的新闻工作者之一。

  1949年9月2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通讯—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同志们看这张报纸,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那天的中心机关报《人民日报》,记录的是1949年9月21日新政协开幕,报眉上是“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工夫用的是民国工夫,当时无论解放区、国统区,都是这样用的。报头底下的中心党报的地址,在北平王府井大街。我为什么要说到这里,一会儿我会跟同志们谈谈我对新闻和历史关系的思考。这张报面上,上半版是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会议上毛主席的开幕词,毛泽东主席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是在世界的东方要建立怎样一个新的中国,开宗明义、两千多字就讲明白了。新闻头条是新华社消息,肩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主题是《中国人民政协开幕》,副题是《毛泽东主席公布会议任务》,公布了多少任务呢?制订中国人民政协组织法与共同纲领,选举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心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国旗、国徽,决定国都所在地和年号。倒头条是社论,社论的标题特别醒目扼要——《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中间有一条消息和一篇通讯,通讯的题目《“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是从毛泽东主席的开幕词中提炼出来的。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当时都通过新闻报道向社会发布周知。

  政协会议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怀仁堂原为清廷西苑里的仪銮殿,推翻帝制、重建之后改名怀仁堂。当年北平饱经战乱,百业凋敝,找不到一个能容纳千人开会的会场,只能给怀仁堂的院子加了顶,连宫殿附近廊下,作为建立新中国的会场。在这么拥挤的情况下,不可能给新闻记者多少名额,特别是在主席台区。各民主党派出于对中共中心的尊重,在怀仁堂主席台区给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各一个文字记者名额,加上摄影记者和中心人民广播电台、中心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不多的几个记者。只有这几位同志能够到主席台区进行采访。他们没有固定的座位,手里只有一支笔和一个本子,要一刻不停聚精会神地关注主席台和主席台区发生的一切。会场怎么布置的,毛主席怎么走进会场,说了什么,各位领导人、各界代表们怎样说怎样做,什么表情等等,都要靠新闻工作者记录。当时没有录音机、录音笔这样的装备,照相机也只有少数摄影记者拥有,更没有背景资料、通稿等等。新华社记者为了确保发出的消息真实无误,散会以后就紧跟着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从他们手里把讲话稿要过来。如果现场要不到,就得回头去找中办。新华社记者在当天会议结束后,要赶紧根据现场观察和可靠的正式文本写出消息。我父亲作为党报记者,任务是写通讯特写,要靠自己在现场的观察,以及调动背景知识积累、分析联想写出通讯,《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一开国第一篇通讯报道就是这样完成的,刊登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头版。

  政治协商会议一共开了8天,新华社发了8篇消息,《人民日报》发了8篇通讯,逐日记载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诞生的过程。9月28日之前,《人民日报》的报眉上还是用的中华民国纪年,社址在北平王府井大街。到了9月28日那天的报纸,变化就很大了,因为9月27日决定的事情很多,决定了多少事情呢?通过中国人民政协组织法,通过中心人民政府组织法,国都定于北平更名为北京,国旗、国歌及纪年均已确定。9月28日的报纸,同志们可以看到,报眉上是1949年9月28日,此前一天还是中华民国三十八年。而《人民日报》的社址,到了这一天由北平王府井大街改为北京王府井大街。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相对很艰苦,工作条件也特别有限,但是党报记者布满激情,忠诚勤勉,那是不能出一个差错的,更不要说新闻不真实了。

  这里有一张照片,大会第一天,毛泽东主席在怀仁堂签到,当毛主席走进怀仁堂坐下来准备签名的时分,工作人员告诉他,请你签上党派,所以他签的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朱德同志签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因为朱德同志是在解放军的代表团里。还有一张照片,大家都看到了,代表们都站起来了,大家都在鼓掌,只有毛泽东同志神色庄严没有鼓掌。这张照片记录的是公布毛泽东当选为中心人民政府主席的情况。当天下午的会上,公布了选举结果,票数也公布了。那天的通讯,我父亲的第8篇特写《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记人民政协最后一天大会》,就是这么如实记的:“刘少奇公布:‘到会有选举权的代表共五百七十六人。’如数发下选票后,在我们开国史中最庄严的仪式正式开始。每一个人经过一度沉思,赶紧在选票中表达出自己的希望。其实代表们都是成竹在胸的,谁领导了中国的革命,谁把灾害重重的中国人民解救出来,谁肯定被选择为中心人民委员会主席,他会连续领导我们永远走向成功!”

  因为我父亲是写通讯而不是消息,他既要忠诚记录现场情况,也要引申、联想。现场情况,包括“整个过程是那么严肃认真,表现着政协会议自始至终的精神。毛主席仔细心细写好了自己的票,在四时二特别整,把票投进第三号票箱。”这都是记者站在旁边看的,他没有别的条件,没有人告诉他这是谁那是谁。作为记者,你就得自己观察,你没有观察到,你没有写出来,就等于没有为历史留下记录。最后,“执行主席李立三说:‘有选举权的代表都投票了,我们的投票是有效的。’人们热烈鼓掌,庆贺投票手续的完美无缺。”在特写中,这都是有引号的,特别真实地把当时的情况反映了出来。

  “七时三特别,执行主席刘少奇公布选举结果。他一字一句地说:‘中心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五百七十五票。’全场代表一致起立,热烈鼓掌。乐队奏起‘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乐曲。代表们合着乐声的节拍鼓掌,其中并响着此起彼伏的‘毛泽东万岁’的口号声。”这应当就是这张照片反映的情况了。

  10月1日,上天安门城楼采访的还是这几位同志,人民日报的李庄,新华社的李普、侯波,还有中心人民广播电台的齐越和丁一岚,他们负责现场播音,还有新影的同志。李普同志在世时接受过采访,谈到开国大典报道,他家里有一张贵重的照片,大典时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而且站在贺龙和陈毅同志的前面,站的特别靠前。他为什么能留下照片呢,因为他和侯波同志比较熟,侯波同志专门给中心领导同志拍照,看到李普同志,给他拍了一张。后来我问我父亲,那天你站在哪儿?他说我没那么靠前,在旁边站着呢,他没有留下在天安门的照片。父亲后来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天安门永远雄壮壮丽,1949年10月1日,我在毛泽东主席附近,看他用扭转乾坤的巨手按下升起五星红旗的电动开关。”

  李普同志为什么站的离毛主席这么近,能在贺龙、陈毅前面呢?因为他负责发消息,所以他肯定要争取把毛主席手里的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心人民政府成立的公告尽快拿到手,他还听说毛主席当天凌晨还在改,讲话稿上有改动。他一想他如果站的远了,大典一散,毛主席跟别人一握手,被中心警卫局簇拥着一走,他再去找中办要公告就太费劲了。所以他就朝前排挪,反正那个时分大家刚从根据地进城,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上下也比较平等,他说着笑着的就站在了比较靠前的位置,他说我就是为了大典一结束,几步就走到毛主席跟前,从毛主席手里把公告给要过来,因为要发的飞快、准确。

  我父亲关于开国报道的第一篇通讯《“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标题引自毛泽东主席的开幕词中一句话;通讯的最后一句——“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的面前发抖吧”(毛主席在大会开幕词中语)。一篇通讯特写,标题提炼自毛主席的话,加了引号;文尾引用了毛主席的话,也加了引号,还打了一个括号,说明是毛主席在大会开幕词中语。那个时分的新闻工作就是这么严谨,就是这么准确。

  对于开国报道,在辽宁与同志们交流时看到了当年的《东北日报》,在上海座谈会上看到了《解放日报》,版面都很丰富。我还是以手边的《人民日报》为例吧。大家可以看到,10月1日、2日中心机关报的报面上,刊发了包括林韦、江夏、柏生、金凤等众多记者采写的通讯、特写、侧记,等等。应当说是全面动员了编辑部力量,记者们在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大学生游行队伍里,空军受阅部队飞机上……天上地下,现场外围,用今天的话说,作了全方位报道。当然,在幕后默默无闻的还有夜班编、印、发等各环节同志们的共同努力。那个时分,党的新闻工作者就是这样地忠于现实,最终,也就忠于历史,为国家为民族留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的宝贵记录。

  当我们回顾那段历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历史是昨天的新闻,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历史是新闻的积淀,新闻是历史的瞬间。新闻工作者记录这些重大事件,当时发生着的现实,他们实际上也就记录了历史的瞬间。他们追寻着现实发生的轨迹,已经跟踪了历史的脚印,当时并不明白自己后来成为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那一段特别贵重的历史的闻名记者。当时他们就是忠诚地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因为这个任务特别光荣、艰巨,机会特别难得,而现场采访记者额度又特别少。

  还要看到,不是所有被记录下来的新闻都可以构成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信史。新闻可以是对重大事件的严肃记录,也可以是关系到老百姓生活点点滴滴的记录,但都应当是负责任的,是能够真实地记录那个时期的。我想,一个人从事任何职业,特别是从事和文化有关的职业,总会想要留下一些东西,真实的记忆,深化的记忆,精神文化层面的记忆。而作为新闻工作者,应当有一份责任,也要有一点压力,要想到自己笔下的新闻,应当能够成为人民共和国未来信史的可靠依据。如果能留下这一笔,我们就担负起了社会责任,完成了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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