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中美之间不存在 “修昔底德陷阱”
当前，全球对中国的关注点无疑落在两处——中美两国之间究竟是否存在“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中国经济放缓拖累全球”一说究竟是否合理，或该如何适应？
要回答这两大难题，美国前财长、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亨利·保尔森(Hank Paulson)似乎是不二人选。
无论是在高盛(Goldman Sachs)任职董事长期间，还是此后担任美国财长之时，保尔森同中国打交道不下25年，往中国跑了近百次，为中国经济改革献言献策，其同中国领导人的私人关系也日渐深化。
保尔森更是将几十年的经验浓缩在《与中国打交道》（Dealing With China）一书中，通过讲述其身居高位时的经历，展现了高层政治的云诡波谲，也真实说明了为何“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
10月21日，保尔森在接受《第一财经》独家专访时表示，“中美两国应加速推动BIT (中美投资协定)，这有利于促进市场竞争、加速两国经济改革。”他也强调，“如果美国能够加强同中国的合作，我们拥抱一个美好、繁荣未来的可能性就更大。”
他也表示，“中国驱动全球增长”的模式已经过时了。“不少国家都越发依赖一个并不符合实际的愿望——中国的双位数增长能够长期持续、永不间断，以此拉动全球增长。但要知道，旧时的增长模式已经过时了。”其实，保尔森在离开财政部后创立的保尔森基金会(Paulson Institute)正是致力于“在美国和中国推动可持续性增长”。
中美之间存在“修昔底德陷阱”吗?
在习近平主席访美后，“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拗口的命题成为了形容中美关系的绝对热词。那么中美之间真的存在类似陷阱吗?
保尔森表示，“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只要回顾历史就可以发现，崛起的大国和当时的强国之间都难免发生矛盾，正如一个世纪前的德国和英国，和当年的美国和英国。但我相信中美关系和其他都不同，有其特殊性。我非常深切地感受到，中美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因此我才写了《与中国打交道》。”
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这是由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阐述公元前5世纪在雅典和斯巴达两国发生的战争时提出来的。简言之，到公元后两国之间爆发了战争，在长达30年的战争之后，最终双方都被毁灭。修昔底德总结说，“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
不过，正如习近平主席在美国的演讲中所言，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尽管中美之间的部分差异比十年前更为复杂，但是双方的共通点也不断扩大，因此两个大国的发展结果取决于中美双方领导人做的决定。”保尔森笑称，希望将自己的这本著作献给孙辈们，“因为我想告诉他们，如果美国能够加强同中国的合作，我们拥抱一个美好、繁荣未来的可能性就更大。”
在保尔森看来，近期美中签订的气候变化协议已经表明，中国愿意与美国合作解决全球性的问题。他表示，习主席承诺“公平公正对待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在内的所有市场主体，欢迎跨国公司同中国企业开展各种形式合作”，这不仅意味着中国将会向美企开放市场，更意味着中国将推动经济改革。
无论是在采访中还是在书中，保尔森都透露出其对中国经济改革者、也是他的好朋友们的敬佩之情。“我尊敬那些改革家，朱镕基在经济改革时作出了艰难的决定，当前习主席的改革举措也十分具有勇气。”
值得注意的是，这位美国前财长正在为推动中国的可持续经济发展采取实际行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保尔森基金会“可持续性年会”于10月23日召开，“可持续性”作为年会议题对于巩固和加强当前，以及未来10年的中美双边关系都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年会的着眼点便落在中国的整体宏观范畴，同时也深度透视了京津冀地区（北京-天津-河北）所面临的具体能源挑战以及可推行的重点解决方案。京津冀地区作为中国解决经济和环境双重挑战的试点区域，对于中国其他区域和世界其他地区都具有重大的影响和启迪意义。此次年会上，保尔森基金会还发布了重要报告——《中国的新机遇：可持续经济转型－如何筑建京津冀在转型中的领先地位》。
“中国经济放缓拖累全球”一说公平吗?
除了中美合作，中国经济对于全球的影响也被给予空前的关注。此前，中国股市巨震引发全球担忧，8月11日人民币“一次性”贬值近3%引发新兴市场贬值潮，紧随其后的全球股市震荡又将矛头直指“中国经济放缓拖累全球”，对于中国“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的报道已经在各大媒体头条屡见不鲜。那么这一说法是否“公平”(fair)?
保尔森指出，虽然不知“公平”这一说法是否合适，且发展中国家在极大程度上依赖对中国的商品出口，但需要清楚的是，“不少国家都越发依赖一个并不符合实际的愿望——中国的双位数增长能够长期持续、永不间断，以此拉动全球增长。但要知道旧时的增长模式已经过时了。”
“过时”针对的是以新兴市场为主的全球增长模式和中国增长模式。
一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最新报告中也举例称，“中国是最大的铁矿石生产国，而中国投资的放缓也使生产承压；中国是仅次于智利的第二大产铜国，中国精炼铜的消耗量超过了全球产量的50%；中国工业生产放缓将进一步使得金属价格承压，未来商品市场料将进一步下行。”但如果商品出口国依赖中国需求，不思考结构性改革，那么在商品下行周期来袭时，必定遭遇经济风险。
IMF副总裁朱民此前也强调：“对新兴经济体国家来说，从中(下行周期)获得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大宗商品的周期是一直存在的，而且其周期的波幅一直很大。因此，在价格上升周期时需要注意投资稳健和贷款稳健，把收入存起来，以备价格下降的时候使用并建立政策空间。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教训。”
另一方面，保尔森认为中国保持7%的经济增速已经是驱动全球增长的引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林毅夫教授此前也有观点称，“中国7%左右的经济增长率对全球经济的贡献是15%左右，对全球3%到4%的增长提供了一个百分点，所以中国贡献的增长还是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但我已不太想多谈究竟是谁驱动谁，因为现存的经济模式已经过时了，”保尔森认为，“不能只依靠政府投资，且我对不断上升的企业债、地方政府债表示担忧。我们需要强调的是服务业、消费和高附加值业务。经济增长数字不是关键，关键在于这种增长是否稳定或者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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