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回到未来
王石的胡子很整齐，那是专门修剪过的。
虽然他现在还经常穿西装，但却很少打领带了。现年63岁的他还有肌肉，没有满月脸，也没有啤酒肚，这是他和他的企业家朋友聚会时最骄傲的一点。这一点，还影响了他的接班人郁亮。现在的郁亮能穿下Dior最小号的西装。
王石的腰板依然挺直。不过，在他站着讲话时，总习惯一条腿微曲，用手肘或者一只手顶住或者扶住桌子、椅子。他现在不喜欢谈怎么经商，就连谈登山都不是那么兴奋。他现在最喜欢谈的，是中国社会以及中国企业家的未来。
蒙牛创始人牛根生曾经惊诧于王石的超脱。但如此超脱的王石，也是历经了痛苦嬗变而来的。他从来不把万科当自己的孩子，他甚至至今也不能流畅地讲一口地道的英语，他决定放弃登珠峰……在超脱了这一切之后，王石最喜欢的是未来。尽管这位万科创始人、董事局主席——王石，马上就到64岁了。
他身边的人说，依照“老爷爷”的性格，他恐怕不会接受“董事会终身主席”这个称谓。毕竟，在他自己看来，万科只是他的作品之一。
主动放手
“人都跑去哪了？”王石问自己的秘书。这一天既不是公休日，也不是法定节假日，但他在工作时间却找不见几位高管的踪影。
“开总经理办公会去了。”秘书答道。王石怔了一下才想起来，一天之前他刚辞去了总经理一职。现在的他只是万科的董事长。后来，他自己回忆当时的情景说，第一反应就是要问秘书，“为什么不叫我？”
不过，他还是忍住了。
在没有王石的总经理办公会开过之后的第四天，总经理来找他做汇报。汇报一共分为7点，说到第3点的时候，王石打断了他，然后语速平缓地说出了第4、5、6、7点。并且告诉他，第6点是错的，第7点不要那么做。说完了，王石很满足，三天以来的不适感都没有了。
第二个星期，第三个星期，同样的场景接连上演。王石觉得有点不对，因为他从汇报者的眼睛里看不到兴奋的表情了。他后来回忆说：“我一看那状态，就知道有问题了，而且这个问题还出在我身上——一不小心扮演了‘垂帘听政’的角色。对方很快已经没有最初的那种情绪、那种冲劲了。”
于是，王石开始让自己忍住，然后十分干脆地告诉他“没有意见”。这一次，意外的是汇报者。
用王石自己的话说，他是“自愿交权”的。他对待自己的“接班人”们奉行这样的原则——他们犯的错误只要不是根本性、颠覆性的，就装作不知道。
2005年的时候，王石又一次见了牛根生，此时的牛根生很羡慕王石的状态——那时的王石，多次登顶珠峰，俨然成为中国企业家精神的代表之一。更关键的在于，王石放得下，能够超脱。牛根生把这个羡慕，原原本本地说给了王石。
王石笑了，他说他不培养接班人。他经历过文革，印象很深的是当时林彪曾被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但最终却携全家乘飞机出逃，折戟温都尔汗。王石说，这个例子是否说明把组织的传承建立在某个人身上，会有很大风险？对于现代企业，我更相信制度的建立、团队培养。
王石的“超脱”，自此开始。
在珠峰历练
曾痴迷于登山的王石，总会提起一个日本老人，叫山本龙一。那个时代的王石，心里是要与山本龙一较劲的。这个日本老人，身材精瘦，曾两次心脏搭桥，但仍对攀登珠峰不遗余力。王石曾经想，在72岁的时候，再登一次珠峰，打破山本龙一创下的纪录。
尽管现在珠峰已经成为成功者王石身上的标签，但在第一次即将登上珠峰时，王石却经历着在万科从未遇到的事情。面对触目可及的珠峰，王石和他第一次冲顶珠峰的队友们，在海拔6500米的高度，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这一次王石意识到，这里，不是自己说了就算。
2003年，恰逢非典之年。王石和他的企业家朋友登顶珠峰的行动被中央电视台纳入直播计划。针对这一情况，国家体育总局的领导特意指示了两点，第一，冲顶必须成功；第二，要避免山难发生。
要达到这一要求，所有登山者被分为A、B两组，体能、实力较好的人，被编在A组，相对体能、状态较差的人，被编在B组。王石在B组。
王石对分在B组没有太大的意见。然而，在这次被赋予了鼓舞士气抗击非典重大政治意义的登山活动中，领队却宣布，只有三个人可以冲顶。
“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大家都很明白，又不是小孩子了。几天前，队长还鼓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好样的，都有登顶的可能，怎么今天突然变了，说我们都不行了，为了安全取消登顶资格了呢？选择登顶还是放弃应该是队员自己的决定，而不是被放弃。队长不就是来提供我们登顶的机会吗？”王石当时说。
“谁能保证百分之百的安全？”队长反驳。
“你不能保障安全来这里干吗？”
“你还让不让人家说话了？”
“谁不让你说话了？”
“这样要求我也没法干了！”
“如果刚才的话伤了队长，我收回。我的意思是，登不登顶的选择权在队员自己，而不是被选择。我们进山之前和登协的探险公司签订了生死契约，明文规定：如果在山上下不来，责任不在探险公司，但探险公司要负责登山队员的后勤保障和协助向导。怎么说不让登就不让登了呢？既然签了合同就要遵守合同。现在基于某种政治考虑，不准备履行合同了是不是？没问题，合同可以不履行，但按契约原则，单方撕毁合同的，要给对方赔偿。以安全的理由取消登顶资格我就是不服，就是不服！说着说着声音又高亢起来，只要给我赔偿，我扭头就走，这样别扭地登山太没劲了。不登了，改去航海了！”
王石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如实记录了这次发生在海拔6500米的争吵。实际上，登山是极端情况下的人生历练，包括如何面对荣誉、应对突变、化解矛盾冲突，如何平衡拿捏队长、队员之间的微妙关系和不同利益的诉求，又如何在维护契约精神的前提下保证团队朝目标迈进。
几经磋商，登山队仍维持了AB组方案。王石仍在B组，并冲顶珠峰成功。此后，王石开始了一发不可收的登山生涯。然而，他试图打破山本龙一纪录的愿望却并没有实现，因为山本龙一在81岁高龄的时候，又登了一次珠峰。在这之后，王石放弃了。
曾经想放弃
这不是王石第一次有放弃一件事情的念头，尽管这样的做事风格与外界熟知的王石并不相符。而且，王石那一次的放弃念头，是想放弃万科的董事长职务。没错，外界知晓的，就是2008年汶川地震当中的捐款门。王石把那段日子总结成为自己人生的低点之一。
即便多年过去，王石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况——5月14 日，一位新浪网友在王石的博客中质疑：“你也太虚伪了，面对这么大的灾害，在各界纷纷解囊的情况下，仍一毛不拔，还谈什么社会责任？”王石则回应道：“不用高音喇叭也可以做慈善”。一来二去，王石与网友的互动有了争论的味道，最终，王石说出了那句话——“万科在内部号召进行的慈善募捐活动中，有条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 元为限。其意就是不要让慈善成为负担。”
舆论的口诛笔伐扑面而来。已经经历了成功的王石，或许可以不在意外界的评价，但这一次，对他个人的舆论攻伐甚至开始来自万科的内部，不少员工都对王石当时对捐款的表态，颇有微词。
一位全情投入抗震救灾的员工志愿者在《万科》周刊上写道：“每天都会有几个朋友、同学质问我，你在万科这样的公司上班，不觉得可耻吗？我无言以对。因为那时我也不能理解，素来令人敬仰的董事长是怎么了？”
不仅被网络上的舆论口诛笔伐，而且被十分拥戴自己的员工质疑、微词，王石内心的震动不小。2014年时，王石还在回忆这段日子——“我从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从大家崇拜的、追崇的高点上，打翻在地，恨不得再踏上一只脚。”王石的心里落差可想而知。
“那时候我是随时准备辞职的，如果这种舆论继续下去，影响了万科的股价，我作为董事长，我应该辞职，如果影响到了销售，影响到了万科团队的情绪，其中任何一个原因，我都会辞职。”王石说。
在外界持续的压力下，王石最终公开道歉，并且决定向汶川地震灾区追加捐款，但是，在万科这样一家治理结构十分现代的企业里面，王石和万科的职业经理人团队，必须将这一计划向股东大会说明，并获得股东大会的同意。
2008年6月5日，股东大会召开，王石认为这可能会是所有压力的集中爆发点。在股东大会上陈述这一计划时，王石说，发现自己还像个青涩苹果。由于万科的影响力，社会对你有了不同要求，我却浑然不觉。这是社会的问题呢，还是我自己的问题？显然，社会有问题，但更多的是我和万科在成长中未能意识到自身角色已经发生了变化。万科这几年成长太快了。
然而，就在王石陈述结束后，一位小股东站起来提问， “王石以前是万科的金字招牌，现在却成为万科的负资产，你将如何消除这种负面影响？”在那一刻，王石终于想到了辞职。
尽管如此，大会以99.8%的高票通过向灾区捐赠1 亿元的议案，投同意票的股东占股18.96 亿股。万科管理层决定私人出资1000 万元，捐赠灾区。而在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前，个人股东刘元生就表示：若大会不能批准追加赈灾款项的预案，他将个人出资完成此前万科与地方政府签署的赈灾框架协议——向成都下属两个镇援建政务中心及避难所。
王石的思考并未停止，后来，他回忆道——事过多年，还有很多人问我：觉得委屈吗？我并不觉得委屈，但郁闷是有的。多年之后再谈论起这个事件，我会觉得，如果没有当时的负面压力，我们灾后重建的效率不会这么高，可能也不会有现在的成果。当社会对你有成见和误解，而你却在做一件对社会有意义的事——你可以放弃，也可以去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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