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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间宅”展览系列访谈董功：从走到飞

https://www.biud.com.cn 2011年07月22日15:04 家居装修知识网

“一间宅”展览系列访谈董功：从走到飞

“一间宅”展览系列访谈系列之三：

　　中国房价飞涨、建筑野蛮生长的蜗居时代，狭小的空间是城市人居的普遍情形。坚硬的外壳与室内压抑人的身心。7月29日北京，30位来自中国的当代设计师将在一个1.8x1.8x1.8立方米的装置里，通过这个特定的“一间宅”空间为你展示出设计的魅力与想象。

　　这不仅仅是一次游戏般的虚拟，而是一个设计师对于社会的严肃思考。在我们城市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太多的“一间宅”被无情的罐头一样的生产复制和堆积，个体生活不再得到关怀。“一间宅”里能包含多少1.8x1.8x.18立方米，它们又该怎样重新获得意义，真正成为承载个体生活的容器？

　　请你一起走进他们，走进这些装置，聆听当代中国设计师对未来的思考.......

　　时间：7月21日上午10：30-11：30

　　地点：搜狐嘉宾聊天室

　　采访记者：搜狐家居互动中心主任戴蓓

《缤纷》编辑葛莉莉

　　采访嘉宾：直向建筑设计事务所合伙人董功

　　教育背景：

　　2001 美国伊利诺大学建筑学院，建筑硕士

　　2000 德国慕尼黑理工大学，交换学生

　　1999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学硕士

　　1994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学学士

　　职业经历：

　　2008- 直向建筑设计事务所合伙人

　　2007-2008 普筑设计事务所合伙人

　　2005-2007斯蒂文霍尔建筑设计事务所，美国

　　2004-2005理查德迈耶设计事务所，美国

　　2001-2004 Solomon Cordwell Buenz & Associates, Inc. 芝加哥，美国

“一间宅”展览系列访谈　董功

　　以下为访谈全文：

　戴蓓：本期是一间宅展览系列访谈第三期。欢迎董功作客搜狐嘉宾聊天室。你是一个典型的海归派，曾经在国外做设计师，后来又回到中国来做设计师，你的身份也有转变，从原来的设计师变成了老板，这段历程你有没有发生过令自己挣扎的事情？身份的转变对现在再去思考设计，对你有没有一些触动？

董功：从一个学生开始，出国读书，为了实现某一件事去工作，然后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实际上我自己的内心感觉好象并没有一个特别强烈的角色的转换，对我来说就是怎么做一名建筑师。所以如果你用这个目标去解释你刚才说的环节，每一个环节对我都是一种积累经验、学习经验。比如说你学习的时候，在学校的时候是一种经验，在别的地方打工的时候，你积累的是另外一种经验。现在你自己终于有一个平台能够把你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的时候，这是一个最终的状态。所以，在我内心倒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从设计师转变成另外一个角色，我好像没有感觉到，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但是确实我觉得可能跟每个人有关系，好象心里就没有想过另外一件事，为了实现这个状态一直这样走下去，好象挺自然的。

戴蓓：你觉得现在中国的工作环境和国外有没有很不一样的地方？

董功：首先，没有任何一个环境是完美的，虽然我们天天都有很多抱怨、有看不惯的东西，但是我们呈现了一个现实，就是中国有很多机会，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对于建筑师来说机会最多的，所以现在很多国外的建筑师也来中国打工，也和中国合作项目。但是肯定有一些负面的东西，有时候我在想，也许可能就是机会太多。把建筑这个事在中国变得是一个压力非常大的事。因为经济发展得比较快，就意味着所有的事都得快，但是建筑这个事恰恰不是一个快节奏的东西。这天生是一个矛盾，在这个时期的纠结可能是每一个有理想的建筑师都会体会到的东西。但是机会也在眼前，就看每个人怎么平衡、把握中间的平衡点。

戴蓓：在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之下，设计师们这类应该慢节奏的工作者似乎是无法静下心来做一些思考的。在这样的一个很矛盾的状态之下，你觉得作为设计师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对待目前的状态？采访了一些设计师，大家内心都感觉很躁动，又非常急于表达，又非常希望通过很多事情去改变目前的状态。对你来讲，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看这个矛盾的状态？

董功：我觉得你刚才说的有一点非常对，我觉得设计师是需要在一个相对慢的环境，他可以把自己和周围的环境，特别是躁动的环境隔开，他需要有能力在某种程度上保护自己。因为他是需要沉淀的一个角色。因为你所表达的完全是基于你内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说白一点，就是内心有没有，你能不能表达，根源是这个。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想法，但是你也很难从一个设计师的角色去改变大环境，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也不符合生态规律。但是对于某一个个体来说，我可以采取我适用的办法，我觉得就是别着急，这个事挺关键的。因为着急会让你可能分不清方向，或者在一些你需要做出抉择的时候，你可能会迷失、会做出错误的选择。

戴蓓：对于像您这样的设计师来讲，在中国目前的状态，机会是非常多的。在这样一些机会面前，你有没有取舍，你有没有自己非常坚硬的原则？有没有一些东西是你自己必须要坚持的？

董功：刚才说到别着急，就意味着，因为环境可以让你变得很快就会着急，确实各种各样项目的机会是比较多。随着事务所的积累，你个人影响力的积累，但是你能不能从中选择适合你的项目，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天天都需要面对的事。一个项目有甲方的期待和意愿，客观的一个城市的政府的环境、人文环境、社会环境、物理环境等等。有一些项目明摆着，他来找你就是希望你能变成他的一个工具，能够在没有任何原则的情况下做出来，只是一个市场的运作，这种事我是绝对不干的，因为我知道如果答应，这个过程中大家都会难受，所以像这种事，随着这种事发生过几次，我现在就知道什么事一开始绝对不能介入，否则你过程中非常痛苦。其实我周围有很多人适合干这个事，我就建议去找他们这样的人。我并不是批评他们，但是我可以把握住自己坚持的东西。

戴蓓：你希望你的位置在哪？

董功：做一个建筑师。建筑师本来他就有他清晰的准则性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从大的面积开始接触，老师给我们讲课，从最基本的这一笔应该怎么画，一个厕所应该怎么设计，慢慢慢慢过渡到现在二十年的积累，我相信一个建筑师应该有他自己信仰的东西和追求的东西。其实很简单。

葛丽丽：您觉得一个建筑师应该具备哪些能力？

董功：这个问题特别大，你要脱开这个环境光说这个事。

葛丽丽：建筑师也只是做自己想象的作品，设计师往往有自己理想化的过程，但是往往又面对很多的问题，各种因素，包括造价、资金，考虑的因素非常多，所以您认为建筑师应该具备哪些能力和技巧？

董功：建筑师和艺术家是有区别的。我不是希望把这个东西与社会割裂开来。恰恰让我对建筑这一行感兴趣，有很大一个原因是它跟社会有很强的互动性。这跟我的个性也有很强的关系。但是这些东西跟躁动、你怎么保护你自己是两个事情。你在你的专业状态里面怎么和甲方沟通，怎么积极的影响建筑周边的环境、城市，建筑本身带给人们心灵的改善和精神上的诉求。这是第一位的。但是恰恰你不把这个东西放在第一位的时候，怎么能更快的把这个事干完，怎么能在不合理的情况下帮甲方争取更多的高度和面积。这就变成并不是建筑师的事了，我并不是说建筑师和这个社会是格格不入的。我曾经在理查德迈耶设计事务所做过一段时间，有一次他在一个聚会的场合说到一句话，他说我们和艺术家的不同，就是艺术家可以把车轮做成方的，但是建筑师必须把车轮做成圆的。

戴蓓：你的教育背景，一个是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第二在德国和美国的建筑学院里学习。这两个不同体系的教育，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教育你感受的有什么不同？

董功：不同肯定是有的，我进入清华是1989年，离开清华是1999年，中间我在学校工作过，还上了研究生，所以前后在系里呆了十年。我觉得清华的教育很扎实，但是他给我的感觉是他是把建筑落实到技术性的层面，把它分解成很多所谓的功夫、技法和技术性的一些东西。但是如果从一个理念的、更系统的层面，怎么理解设计，我觉得对我影响更多的还是在伊利诺大学的那段时间。但是我相信没有在这之前对这个事的积累，可能那个时候的感觉也会不一样。他们这两种教育方式的切入点不一样，这是我个人的感觉。我觉得在西方对建筑的教育，他们更多的是注重思考的方式。你怎么理解，设计是怎么回事。而不是说你这一个图怎么画。所以，有时候你如果把在某一个结点，比如说大学四年级这两边的学生拿来拼成一个，其实有很多所谓的交换、互动的工作室，一个假期做出一个项目。你会发现这两拨在不同体制里面出来的人完全不一样。我自己也经历过这种事，我那个时候的看法就是，这帮人什么都不会干，连图都不会画。但是可能他们那边对我们这边也会有一些看法，他会觉得你对一个事怎么来切入，这一套方法好象掌握得很少，一上来就是从草图、从更具像的角度来介入。这可能就是两种方式的区别。我个人还是觉得其实在教育这段时间，一个学生奠定他未来很长时间对设计和对建筑的理解。帮他塑造一个方向、一个方法，这个是更重要的。

戴蓓：中国很多的城市，从建筑上面去解读看不到有什么不同，感觉每个城市好象都是一样的。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在做建设，老的房子都被推掉了，新的建筑会起来。是因为我们这些老的东西不值得从设计上去传承、去重新改造吗，还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你是怎么理解这个事情的？

董功：这个问题其实也挺难的，因为从提出这个问题到今天我们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大概有二十年了。那个时候刚刚城市化起步的时候，就有很多专家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去每个城市都感觉不到区别。就拿美国举例子，美国是一个非常发达的城市化的国家。他也存在这个问题，美国的很多有特点的城市，所谓建筑上的特点，在我看来，也一样可以批评。但是，我觉得自从工业化、城市化过渡到今天，我们是不是还需要用所谓建筑形式上的区别去感受一个城市的不同。因为你的根源已经完全相同了，我们的信息化、网络，这些东西已经把所谓的地方融入在骨子里。比如说你现在去安徽、去相对发达，他们脑子里想的事跟我们这边的人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天天也看搜狐，这些东西他都能接触到。这些发生的事一瞬间就会影响到这些人。根深蒂固文化的差异会越来越少。但是气侯上，比如说在某一个具体的地方，他有不同的气侯特点，建筑上应该怎么回应，他传统的文化对当地城市的影响，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层面是值得去深入的挖掘他潜在的不同。但是可能不是，安徽的房子就一定要是原来的状态，这也有一点偏另外一个极端了。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面对的局面是一个没有任何区别的，还是跟发展的速度有关系。建筑师太着急了，他不着急也不行，因为你面对这个市场，你也没有精力和时间做这个事，但是我相信当我们到了那一天我们有能力、有机会沉淀下来仔细想的时候，南方的房子和北方的房子应该是不同的。因为气侯不同、地理条件不同，城市的性格不同。但是我觉得这种不同可能不会是从具体的一些灰瓦，可能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而是建筑形式、模式、空间上的不同。

主持人：从你设计师的角度怎么解读今年的上海世博现象？

董功：我觉得首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对我来说为什么说它好？首先我体会到对我切身的积极的影响，其实我还没有去世博会。我们前一段在哈尔滨有一个项目汇报，哈尔滨是一个传统建筑痕迹比较浓厚的地方，当地人就认为他们是欧陆风情很集中的一个代表，所以在做建筑之前，就有明确的建筑形式风格上的要求，但是我们在做的过程中还是按照我们的原则去理解这个东西，没有去贴一些符号，或者很直白的抄袭以前的建筑的语言。所以在汇报之前大家都心里有一点忐忑不安，因为政府对这个东西是很看重的。但是汇报的结果非常好，大家都认为找到了一个正确的切入点。在会后交流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提到他们刚去完世博会，他们在世博会上被有一些创意的现代建筑深深的感染，我觉得一个是奥运会在北京，一个是世博会在上海，这两个地方，这两次大的世界范围级的盛会，对中国人的影响，起码对大众的审美，接受当代和现代的设计背后蕴含的品质，在这一点上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因为现在一个平常的老百姓都会觉得这个房子即使不用以前的拱圈、不用欧洲的那些东西，他觉得这个房子也有品质，当代的品质已经从某种方式传达给现代人了，这一点对建筑是有帮助的，因为你在跟社会沟通的时候，他们审美的情趣和取向有时候也会影响建筑师的一些工作的能力。

葛丽丽：世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你是怎么理解这个话题的？城市之所以形成，说到源头，是因为人类由城镇发展到城市。现在城市的发展在工业化之后迅速的扩张也引发了很多的环境，包括污染、交通拥堵的问题，世博其实也是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城市怎么让生活更美好”，你是怎么理解的？

董功：如果你追溯到最根源的时候，城市是因为人，人是一种社会性的高级动物。他需要聚集在一起，这样的话他生活更方便，这样就有了城市，大家有分工，有交易，你不会为了吃萝卜而去种萝卜。他变成了一个系统，大家互相帮助，在这个状态下，确实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因为你离开了城市，你的生活会变得非常艰难。但是我们慢慢又有另外一个特质，人的欲望是无穷大，这是导致我们现在为什么面临一个严峻的环境问题。我有时候甚至怀疑我们提倡的上进、进取、更快、更高、更强，我觉得这些东西如果你在一个很极端的方式理解他，就会导致不可控制的将来地球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自然的法则是平衡。每一个事情都是要在更合适的状态下怎么样，而不是要更怎么样。目前城市发展的阶段，就是大家作为每一个人来讲，我都想要汽车，大家都想有房子，还不是一套房子，两套、三套、五套，我不住可以租，租赁部分了可以卖。当你每一个思潮都在这种气氛的控制下，你想想这种需求就变得无穷大，也就是说我们的欲望是无穷大的。这就给本来资源非常有限的这块土地造成了很大的问题。你将来可以外延到整个地球，不单单是北京的这块地，或者是上海的这块地。提倡城市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应该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对美好生活的理解。以前大家都知道这个例子，在欧洲你穿一个皮大衣人们都会往你身上泼油漆，因为你穿了另外一个种群的皮，对自然的耗费太直接、太残酷。其实现在在北京的街上有一个人开了悍马的车，我觉得就应该有人砸一下。因为这个车，你要多耗费多少资源？这个车拐弯还拐不了，堵车。怎么理解美好生活实际上是一个根本的东西，而不是说我们去探讨。关键是这个，大家说到车，现在很多马路上的小孩说这个车这个车，我想孩子如果从那么小就去培养他这个思想，他一生就变不过来，他永远会陷在这个。你说是商业社会为自己、为人类设的一种怪圈也好，还是一种洗脑也好，他把人类美好生活追求的理解完全变成一种追求适应商业利益的状态，这都是人和人之间玩的一种游戏，但是实际上这种游戏很可怕，因为你的代价是付出你生存的这片土地。根源是对什么是美好生活的理解。可能我过着一种很清新的生活、很真实的状态，可能那才是真正的美好，而不是说你有多少物质上的东西。

戴蓓：我觉得这个东西需要所有大众的努力，不光是设计师，其实媒体，包括很多的教育者，我觉得很多人是需要一起来做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作为设计师来讲，首先要有这样的意识，因为你们是引领整个社会审美、消费最前沿的力量，所以我下面谈的问题也是这个问题的延伸。之前也有很多人在谈到绿色、环保的问题。说到设计这个领域、建筑这个领域，你觉得在中国是不是一个很缥缈的东西？感觉好象国家对于这方面的投入蛮大的，钱、物、力，所有的大众都在说这个事情，但是好象对于大众来讲，这个事情离我很远。而且还有一个很怪的概念，讲到绿色、环保应该是一个很严肃、很悲伤、内心很沉重的一个话题。但是我们往往看到在大家一谈起这个事情的时候觉得很时尚、很兴高采烈的。作为设计师你怎么看绿色设计？你们觉得在中国设计师有绿色话语权吗？

董功：我觉得环保这个问题，它可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非常高深的话题，但是，同时他也可以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概念，我们去反思，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谈这个问题，跟上一个问题有联系。我们之所以今天谈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在以前相当长的时间里面错误的判断了形势。我说的是整个地球上的人类。他忽略了一些他不能忽略的东西，为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欲望和所谓的发展需求。或者说一个人应该有五套房子的标准。根源其实是这个，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竞争。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知道根源在这儿。环保涉及到很多层面，建筑层面、环保的系统对建筑中温度、湿度、舒适度的影响。但是我觉得根源还是在于人应该学会有节制，我们今天导致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没有节制。还是因为意识形态的问题，无论是媒体也好、政府也好，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么难？如果你真的去宣传这个东西，可能会影响很多人的意义，包括政府的意义、商业的意义、发展的风险，或者停滞的风险。其实根源应该在于，我们作为人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你是需要有节制的。而不是你无谓的去占有各种资源，而且占有之后还有一种自豪感。这是一种非常根源的东西。从建筑里理解这个事实，怎么把有节制的生活理念延续到建筑设计里面，你会跟甲方去解释什么东西做到什么程度是最合适的。而不是一味的去炫耀、占有土地，或者越高越好。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主持人：你觉得在中国，设计师有这方面的话语权吗？

董功：很难，因为整个大的社会环境是一个很躁动的，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大家宣扬的社会理念的这些物质欲望、商业的东西，作为一个建筑师，我们可能有话语权，看你用什么级别去评价，我们起码每一天做的事，我们可以积极的去回应，从一个个体的角度来讲，这可能是我们能控制的。

葛丽丽：你为华润做的售楼处的项目，作为绿色建筑的一个典型案例被大家传诵。你觉得那个项目你满意吗？在绿色切入的点上达到了百分之百的满意度吗？从那个项目之后，你有没有更新的突破？

董功：那是我成立事务所之后的第一个建筑，那是一个临时的建筑，对于我来说有一定的实验性，包括对甲方来说他也愿意去做这些方面的尝试，因为他知道这个房子在他的规划里面两三年之后就要拆掉，那块地本来是一个草地。大家说那个房子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表皮是草的，是一种新的纯植物化的技术。但是实际上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那只是对房子其中的一个局部而已，只是它的一个材料而已。这个房子为什么开始在这块地上建，他为什么要和地面脱离，他为什么是现在的钢结构的方式，包括它的模式化的控制，都在遵循怎么处理临时建筑的问题。因为临时建筑就要我快速的建筑之后，很轻易的拆除，不要给周边的环境造成太大的影响，这个材料可以回收等等。如果评价华润的售楼处，或者生态展廊，其实我的考虑他是有很多考虑在里面，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草的东西在里面。设计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研究过程，你投入了大量的思考，你做了横向的比较，其实就是分析和研究的过程。

葛丽丽：在看这个项目的时候，跟现在国际领域在推广的集装箱式的住宅和预制房屋的概念有一些相似之处吗？在国内推行预制房屋和钢结构、可移动式的房屋现在有没有可推广性？

董功：这个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业的水平和能力。这个想法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因为它可以节省很多在建造上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它可以很高效的在工厂里把这个东西组装，然后在现场很快的搭建。但是在具体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防水、保温的问题。在德国这个产业就发展有一定的规模，而且我们也接触到了很多实际的例子，建筑的效果非常好，里面空间的品质、生活的品质，人在里面居住，但是取决于整体工业的状态。有的时候，可能在欧洲或者美国，预制的东西总是要比在现场做的东西要便宜。他有一个整体工业的平台，他会消化，把你的成本压到最低，但是在我们国家是正好相反的。因为你在现场可以雇佣很便宜的工人做。预制的话你必须要找有能力的厂子，可能有能力做这个的厂子的都是中国最好的厂子，他们收费比一般的工厂要高得多。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从研究、理论的领域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方向之一。但是在目前我们国家的情况可能还有一段距离，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技术上。

戴蓓：中国设计的未来走向？这个题目有点大，但是每个人都是一个历程，尝试着说一说你的想法。

董功：首先是大家要有时间能够沉淀下来，中国有自己的环境、地理、气侯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都无暇顾及，我们现在谈这个事就感觉非要说这个事，但是实际上大家根本没有想过这个事。我们设计师也好，还是跟这个行业相关的人也好，他们天天想的不是这个事。就是怎么认真的去做，或者去挖掘，去找到一些东西，大家脑子里想的不是这个事。所以你也没法说你必须想这个事，因为环境就在这里，现在这个节奏，如果真的能够通过某种方式大家能够慢慢的沉淀下来，去开始真正的想一些问题。能够非常认真的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可能这个问题慢慢就有答案了。因为他肯定不是说谁说了一些话对这个事就有一些影响。比如说日本就是一个例子，战后经过一个大发展的时期，慢慢到了现在这个状态，有在国际建筑界中的角色，这种气质也影响到了几乎所有的日本建筑师。但是现在的东西跟他以前所谓在形式上的借鉴和模仿你几乎是感受不到的。但是你能感觉到一种很质朴的日本精神仍然在指引日本当代建筑的发展。我觉得在我看来可能是一个资源有限的一块土地的国家，他在以前传统的对朴素、节约、对资源的尊重，对自己生活的空间，限定空间建筑的用一种很朴素、很节约的视角影响到了今天对建筑审美的取向。这是一种核心的，他的价值要大于我去模仿一种古典的形式。我相信在中国，我们以前有很多留下来的东西，里面有很多值得去感染的，影响我们现在的东西。但是现在大家没有时间，甚至是没有兴趣去多想一下这个事。这个环境确实是一个很躁动的环境。我不知道是通过众多设计师的努力，还是通过环境的变化。比如说哪一天这个节奏慢慢慢下来以后，才会沉淀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那个是挺关键的一个事。

主持人：最后我们说说你的作品，《从走到飞》，你希望向受众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意境？

董功：其实我是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跟我们今天的谈话有很多有联系的地方。我提出的问题就是看看我们今天的设计师做的工作，每年北京有多少百万平米的建设，我们建设的空间，人会住在里面使用，无论是作为办公室还是住宅。但是其中到底有多少设计是真正关注到了人在里面的生活。先不管几百万平米，或者几千万平米的建设，我们就看这1.8立方的空间，这里面能够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发生。我相信每个建筑师看到这1.8的立方体都会有不同的切入点，其实我最后的表达跟建筑没有什么关系，可能更轻松的讲它是一个游戏我把这1.8分成了若干个片，每个片上有一个空的部分限定了人在那个节点他的动作。由若干个片组成的连续的过程，就变成人原来从一个走的姿势，出来的时候是一个飞翔的姿势。这实际上是一个游戏，或者一个例子，但是我想表达的就是，这1.8立方米可以干这件事。但是你一个一百平方米的住宅，有多少个1.8乘1.8，我们设计师怎么看待那个空间，或者我们设计师怎么看待几千万平米。你设计几千万平米那么大的规模的建设，也不可能。但是这中间总有一个值得去讨论的平衡点。我觉得现在完全是在一个，我们并没有把关注点放在设计师应该关注的东西上。人的生活、人使用的时间和空间的关系，这是最核心的东西。

戴蓓：我觉得这个立方体里面有关于普通人对于生活空间的梦想，同时，也承载了设计师对于设计本身出发回归梦想，最后出来的自由飞翔的一种状态。

葛丽丽：今年威尼斯双年展策划的主题就是人在建筑中相遇，现在国内有一种怪圈，国外的像安德鲁这样的大师，他在国际上做得还不错，但是一到中国的土地上做会变得很奇怪。我看到国家歌剧院的演化过程，他第一个方案很多建筑师评价还是不错的。但是不管是政府还是评委，就是定的那个建筑，也有一些质疑。现在设计领域也好，文化领域也好，都在谈原创、谈文化的传承，一旦谈到文化的传承感觉很沉重。我们就要传承这些吗？是不是人才是设计最应该关注的？包括国际领域在提到人在建筑中相遇，把人作为了建筑的首要关注提出来？

董功：我在某种程度上同意你的说法，我们探讨了几十年的中国建筑应该怎么走。或者是中国的建筑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今天我们也没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结论。所以有时候我也在质疑问题本身的切入点是否成立。其实建筑业非常核心的问题，建筑就是针对人的生活，不同的生活联系了不同的建筑类型，他们之间又有区别。但是当你真正的把人的生活变成一个设计的非常核心的课题的时候，所谓的文化的传承和地域的差异，自然而然就会显现出来。

葛丽丽：就跟皇帝的新衣一样的概念？

董功：因为你关注的人的生活，你在一个特殊的地方，比如说北京和纽约。当你真正的去剖析人怎么使用这个空间，怎么和一个空间发生关系，发生互动。由于文化、气侯、地域等等这些条件，他是不一样的。所以，当建筑师敏感到这种程度的时候，你在两个地方设计出来的东西就是有区别的。而这种区别本身反映了文化对建筑的影响，他可以在这一点上得到反映。我个人觉得一个完全符号化的传承，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因为他的根源其实都已经变化了。

葛丽丽：您作为设计师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创造性的职业，您平时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为自己的设计储备能量、滋养自己的设计？

董功：这事我没有专门的想过，这跟生活方式有关系，这是无意识的状态。日积月累肯定是有的，我觉得设计师，我唯一觉得在我的生活状态里面，我会让自己保持比较敏感。比如说电视，我可能会稍微有一些距离，我看也是喜欢看体育节目。因为很多时候传媒上会有一个声音永远在对你说，这些说话的人他其实是参差不齐的。我觉得这事挺可怕的。如果你把它画成漫画，如果你每天干这个事，它可能让你变得很迟钝。倒不仅仅设计师，作为一个有感觉的人，他怎么让自己保持在一个对环境有感觉、比较敏感的状态，这是挺重要的事。你有了这个状态去感受的时候，你去跟别人交往的时候，你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才会有一些感触。而这种感触的积累可能是对设计慢慢的影响。

葛丽丽：这次组织策划的展览，思索当下社会设计的问题，探讨一些社会趋向，你认为这样有意义吗？

董功：肯定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会让大家集中在这个事上聊一聊，这个意义要大于这个作品是怎么做的，那个作品是怎么做的。我们不能期待我们通过这次展览就对空间设计有一个飞跃、一个结论、上一个台阶，不是这种期待，而是通过这种机会让大家从各自繁忙的状态里抽出一点时间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个比较纯粹，通过每个人和每个人之间的不同进行碰撞，这种碰撞如果能影响到周边的人，这个意义是挺大的。这就是这种活动本身最根源的意义之一。它能够让人把自己一段时间内的想法提纯，通过某种方式交流。

戴蓓：很高兴今天和董老师一起探讨设计话题，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欢迎大家去现场感受展览，时间是在7月29日一直到8月3日，时代美术馆见。